柳青文学的意义(笔谈)(9)
第二,文本以开合相间的结构布局、虚实相生的行文笔触,生动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代风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党内高层领导因意见分歧而博弈的“影子”;梁生宝与“继父”梁三的抵牾磨合,昭示着社会急剧转型期新旧文化断裂“阵痛”后的弥合;梁生宝与“三大能人”的较量,显示了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交织的错综复杂;徐改霞进城务工的人生选择,使文本的边际从农村向城市敞开、由农业生产向工业建设延展;梁秀兰的未婚夫奋战在朝鲜战场,使文本似乎又关涉到中国与外国、国家和个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维度……对时代特征的总体把握成就了柳青文学的磅礴气象与宏大格局。
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柳青文学的传播接受与历史书写
《讲话》《意见》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强调文艺工作必须遵循文艺规律,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并对中华文艺在新世纪的复兴充满信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史亦然。六十多年来,对柳青文学的评判接受几经沉浮,对其经典化的历史书写也争议颇多。若笼统以二十年为一段,政治诗学独尊的早期,柳青文学作为忠实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取得的文学实绩,以旷日持久的高规格接受争鸣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在“纯文学”观念主导下“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中期,柳青文学因其被政治规训而在文学经典序列中不断被“边缘化”甚至被“缺席”;近二十年勃兴的文化诗学更倾向于“把文学还给文学史”,以前置历史语境还原来对柳青文学进行多元化的“再解读”,使读者从柳青文学中探寻到“生活柳青”“政治柳青”“社会柳青”“文学柳青”的多重面向与斑驳景观。
写作总要受到由时代精神、主流意识、民间话语构成的表达空间的制约。柳青文学正是在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鸣和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朴素而强烈的“发家”诉求这两者的结合点上,“正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讲话》),自觉肩负起为刚刚翻身做主人的民族共同体进行文学想象、精神赋予与本质认定的历史使命与文化担当。
柳青对“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及其他农民形象的成功塑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农民形象建构历史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后辈作家自觉地吸纳了柳青的现实主义人物描写经验;柳青对渭河平原地域风情的文学呈现,是我国当代文学中首次对“中国大地原点中心”进行集纳式文学审美观照,并由此拓展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地理版图。
“每一个时代都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绝不会超越这一自由的界限。但是每一时代的人都必须尽力达到该时代自由的极致”(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8页)。柳青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自由的极致”。
柳青文学与文学的时代表达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作品的气质、风采往往会受到作者所处时代润物细无声的濡染,从而或多或少地反映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文学的时代表达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也是作品获得同时代读者接受的必要条件。柳青的《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其题材的选择还是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彰显无不表达出了鲜明显著的时代性。这是他的创作获得同时代主流文学高度认可和同时代读者热情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每一个时代都将成为历史,因此,鲜明的时代性在为作品赢得同时代的关注与声誉的同时也往往会给作品打上时代的烙印,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将成为作品的局限。柳青的作品,如《创业史》对于农业合作社题材的选择,以及所蕴含的政治性,使得其在1980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首当其冲的遭到了质疑、否定与遮蔽。从60年代对柳青和《创业史》的赞誉、肯定,到“重写文学史”浪潮中的质疑、遮蔽,再到新世纪以来的重评和辩护,可以说柳青文学的几经起落是意味深长的。当许多同时代的作品都已淡出读者与评论者的视野与记忆,《创业史》的艺术魅力却依然无法为时光淹没,这是因为柳青对于时代精神的表达有其独特的可贵之处。可以说柳青文学对时代的表达,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濡染而是一种主动的呼应和真诚表达,柳青文学所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中最为高尚和纯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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