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文学的意义(笔谈)(14)
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作为中国文学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筑积极开放的当代中国形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政府对于文化输出工程的高度重视,作家、译家、文学评论者、国外出版商、国外读者的密切互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量当代作家作品通过各种译介传播在国外赢得了应有的声誉。例如2009年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和《敦煌遗梦》被列入西蒙·舒斯特旗下出版品牌Atria Books的Atria 国际出版计划,再例如2008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企鹅出版集团以版权输出形式合作出版了英文版《狼图腾》(Wolf Totem),并在全球110 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计划销售200 万册。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并未离我们远去的“十七年文学”,即便是如柳青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依然被遗忘和冷落。那么重拾柳青文学的译介工作究竟是时过境迁已失去价值还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呢?
首先,柳青文学的精神,或者说其作品所蕴含的“形而上质”,深刻地契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以柳青的理想人物梁生宝为例,梁生宝的形象可谓荟萃了中华传统理想人格的种种特征。梁生宝在他的创业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贫困如同一座大山,自梁生宝的童年就压在他的肩上,而在他的身边更有许多同样被贫穷压的喘不过气的人们,所以梁生宝,就如一位年轻版的愚公,决心要将这贫穷的山移走,不仅仅为了自己更为的是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在愚公的故事里有孀妻弱子来帮助愚公,也有智叟来劝阻,梁生宝的移山事业也同样遇到了支持和阻碍。愚公和梁生宝在各自的故事中都取得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成功。梁生宝的精神里同时也有夸父逐日的气魄,向往光明,愿为之牺牲自我。“让全中国的庄稼人都不受可怜”,这个光明温暖的理想对于梁生宝就如太阳对于夸父,虽然梁生宝并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但他愿以自己的毕生之力为之奋斗。天下大同,是千百年来多少人的理想,共产主义又是多少人为之献出生命的信仰,就如夸父一般纵然“未至,道渴而死。”但却“弃其杖,化为邓林。”功成或许并不在己,但自己却将生命熔铸到这理想中,为后来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梁生宝的精神传承中既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同时,柳青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精神是相通的。王鹏程在《〈创业史〉的文学谱系考论》中考察了《创业史》与苏联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在人物塑造、结构艺术等方面的谱系传承。韩毓海则将梁生宝和阿甘作了“鸡毛也能飞上天的”对比,梁生宝和阿甘的奋斗都是底层人物的奋斗史,自觉的推动命运,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英雄。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如果要取得一席之地,那么应该以更为完整的姿态出现,就如同一条河流,有其渊源也有其流动的路径,这样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才能永不枯竭,而不应该是孤立的小水池难以形成真正的文学景观。柳青文学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天地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从时间的维度而言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几经浮沉成为无法颠覆的经典,在空间的维度也不应被遮蔽和埋没。因此,柳青文学译介传播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构建中的缺憾,这一现象是应该被关注、反思和弥补的。
今年是柳青诞辰100周年,我们理应对这位当代著名作家进行必要的缅怀和纪念。缅怀是情感深厚,难以忘却;纪念是贡献非凡,意义重大。柳青对于我而言,两者皆具。柳青不仅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里程碑式的作家,也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派作家的“精神导师,同时他的文学作品也滋养了如我辈者70后文学爱好者。柳青丰富的文学创作实绩和真诚的文学精神,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今天,我们纪念柳青,就是纪念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和真挚的文学创作精神所凝铸而成的文学硕果。柳青对文学的那种执着和虔诚,柳青胸怀时代敢为天下先的文学使命意识,柳青洞悉幽微的历史眼光,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都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重提柳青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柳青文学的意义构成,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柳青与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柳青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个独特应该包涵这些质素。一是柳青有意“去作家化”,他深入农村第一线,落户皇甫村14年,他把自己变成了农民,他不做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公。二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积极书写和表征,他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时代的理解和思考。三是柳青的《创业史》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生成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四是现实与理想在柳青文学中的沉潜与丰盈。这些丰富的内涵共同成就了柳青文学的伟大与独特。我们将柳青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坐标上来考察,目的就是彰显其价值和意义,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所启示。二、柳青与陕西文学。柳青是中国当代陕西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是20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第二次高峰的代表性作家。他1959年出版的《创业史》成为这一次“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即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集约式文学出场的标志性作品。柳青的文学创作启示了一代又一代的陕派作家,可以说40后、50后、60后,甚至是70后的陕西作家都深受影响。路遥就坦陈柳青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导师。陈忠实、贾平凹也多次谈及柳青文学创作对他们各自的影响。陈忠实在西安万邦书城与读者见面互动,在回答主持人问题: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一本书?“陈忠实想了想说,是柳青的《创业史》。《创业史》他前后买了读、读了丢一共有九本。到后来对内容已经烂熟于心,再读,只是随便翻到任何一页,就很有兴趣地读下去。”(邢小利:《陈忠实与柳青》,《唐都学刊》2011年第4期,第36页。)可见柳青文学对陕派作家的重要影响和意义。陕派作家的形成离不开柳青这面文学的大旗,也正因为柳青文学的启示才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令人瞩目的陕西文学。三、理想主义与柳青的文学创作。柳青的文学创作有着浓郁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理想主义在柳青的文学建构中,可以说既是方法又是态度。从方法论意义上讲,他将历史与现实融通,他将人物赋予卡里斯马化色彩;从态度上讲,他投身农村,看到了农村真实的现状,他以革命事业必胜的理想主义激情秉笔直书。可以说,革命理想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柳青献身社会、实现自我的精神灯塔。四、现实主义与柳青的文学创作。柳青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主,他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业史》就是典型的文本。其实,柳青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色彩,准确一点讲,应该是“革命现实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历久弥新,永葆艺术活力的方法论武器。我们从柳青文学中体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强大生命力和伟大魅力,目的就是在现代、后现代语境中重新认识现实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新媒体语境中,各种穿越和幻象盛行,让世界变成了一个虚无的支离破碎的世界。丑和荒诞成为最重要的审美形态,成为人们表达美学趣味的有效途径。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柳青文学所表达和倡导的真善美,更值得我们继承和推崇。五、《讲话》《意见》与柳青文学的启示。柳青是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倡导的文学路线和文艺精神对他影响较大,可以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就是在践行和阐释《讲话》精神。面对新世纪以来新的文学状况和文学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一周年之后其《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公开发表,同时党中央下发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这两部重要的文献意在引领中华文艺走向伟大的复兴。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柳青,这就让柳青文学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复活”,成为联接跨世纪两个《讲话》精神的重要载体,也因此让两个《讲话》穿越时空,形成学术意义生成的张力。关于柳青文学的启示意义,笔者曾试图这样归纳总结(参见拙文《文学何为与柳青文学创作的启示》,《小说评论》2016年第2期。):柳青文学创作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启示了一代又一代的陕派作家,可以说陕西作家中的40后、50后、60后,甚至70后作家都深受柳青的影响。其次,柳青文学的意义在于对读过并喜欢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第三,柳青文学是“发现的文学”。我们每次重读柳青的作品,都有一种发现的快乐。第四,柳青文学有着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印迹。第五,柳青文学打破我们对“十七年”文学的习惯性看法。这些归纳可能有不周到的地方,但其启示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两个《讲话》和柳青文学在同构中生成了文学的意义时空。六、柳青文学与文学的时代表达。关于文学的时代表达问题,笔者以为应该包涵这些命题:(一)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多元化的时代发展问题;(二)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普遍的社会人生观、价值观。社会普遍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微,从中可以窥视出时代发展的气息;(三)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中国人民崇尚和平的愿望;(四)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和谐中国”;(五)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个人梦与中国梦”;(六)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党的时代旨意”。 柳青的文学就是时代的文学。他的《创业史》就是一副“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剪影。柳青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阐释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把捉。七、柳青文学英语译介的缺失与反思。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就离不开文学译介。我们查阅到的只有外文社在1954至1964年翻译出版的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创业史》(沙博理译),其他时期的译本就很少见。当然这和“十七年”文学历史生成语境相关,是一种整体性翻译缺失。在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中,存在着“误解”与“正解”、他者与自我、“桥梁”与“瓶颈”、文学性的消解与补偿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中国文学译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柳青文学走出去绕不开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融通让柳青文学世界意义的生成成为可能,也让“十七年”文学在世界语境中获得新的诗学生命。总之,我们从以上七个方面来探讨柳青文学,就是试图激活柳青文学的当代意义,让柳青文学穿越历史时空,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柳青独立的个体思维方式,柳青对时代深层精神大问题的把捉意识,柳青强烈而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柳青源于生活激情的真诚叙事,柳青文学描写的生动性,柳青文学给人们传达的信仰和善良的力量等,这些仍然是我们今天文学所期待的。柳青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柳青为什么要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中有“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话语定位,《创业史》是一部以社会政治运动为视角,写一群中国农民的“生活故事”,柳青为什么要突出“合作化运动”我想这源于作家政治立场与职责所在;一方面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作家;一方面作家身为陕西县委副书记,对形势政策关照,对党的方针宣传就势必成为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建国初期,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党内出现了分裂。为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实现对农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针对当时生产工具、资金不足情况,党组织实行互助合作社。在合作道路中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不但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的原则问题,而且互助社开展以后农民自发地向着富农方向发展,更为严重的互助中发生了涣散、侵犯中农利益、威胁恐吓农民现象,许多地区出现了党群关系紧张的局面,可见互助合作社并不是一场理想的政治决策。党群关系、党内团结是党的生命,柳青是以文学作品《创业史》折射了党内出现的种种弊病,从此意义上说,它有着“进谏”的时代意义。从另一层面上讲,作家生命的意义在于艺术创造。而创作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各个作家的那些体验的独特性,在胎衣里就注定了各自作品的基本形态(陈忠实《柳青的警示》)。从这两个层面上看作家写《创业史》成为一种自觉生活体验,在当时有着深刻启蒙意义。二、为什么《创业史》成就了柳青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创业史》开启了当代文学的“乡土化的民间”书写民间是作家曾经生活过的土壤,也记载着乡土人生活的苦难史,“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这是远离故乡的人在骨子流淌有一种血脉,这种血缘似乎促成了作家对乡土的自觉抒写情怀。作家柳青也没有抛弃对乡土的依恋。1945年,他从北京来到陕西长安县黄甫村落户,一住就是14年,亲自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力图从黄土地上吸取养分,完成了长篇史诗巨著《创业史》一、二部。在这部书里,他塑造了梁三老汉、梁生宝、改霞、素芳等一系列鲜活的农民形象,没有民间的切身体验是无法让这些形象逼真丰满。柳青通过《创业史》写作经历隐喻地告诉后世作家,民间生活是文学创作最厚实的沃土,他为后辈作家打开了一条“民间道路”,使得后来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沿着他的创作套路,为当代文学界奉献了《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废都》等惊世骇俗的长篇巨著,可以说这一代作家完成了他们的创作使命。我们沿着柳青的创作道路看看当今急剧裂变的西部农村,“双联” “合作社”的发展思路重新提出并落实,但当下的农民正进入一个向城市迁徙的时代,他们更多地放弃了土地,走向繁华的都市,靠打工寄居城市。他们的身上既有着乡土气息,又有着对都市世俗生活的渴望和追求,那么一个空巢的、寂静的乡村该如何走入文学抒写的新境界,面临瘫痪的“新型合作社”、不景气的“双联”作家们应在文学里说什么,怎么说,这应该是当下乡土文学面临的新挑战,我想只要作家们沿着柳青的创作套路扎根黄土地,深入新农村,走进民间,贴近现代新型农民,相信会创作出类似于《创业史》的宏大巨著。(二)《创业史》打开了西部“民俗文化”的抒写通道近几年以来,民俗是当代文学关注和表现的话题,民俗在当代文学中表现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西部民俗的形成,与西部传统的文化底蕴有着深刻渊源关系,陕西现代民俗是西部俗文化的主流。民俗文化与生产劳动不可分割,民俗充实了当代文学的表现内涵。如何让人物更形象逼真,贴近生活,柳青打开了民俗文化的书写通道。他书写民俗时,大多把他用秦地方言表述出来,增强了它的真实性,并使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譬如,1942年创作的《喜事》里,他悉心写了陕北旧社会的婚姻民俗、小说中有乐鼓手、“引人的”、“送人的”和迎亲的场景,还写到了“定亲”“送喜糕”“回门”等习俗。在《铜墙铁壁》中作者写了陕北民间婚俗,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农村社会对青年男女自由婚姻的宽容。在《创业史》里,柳青写了一出郭世富盖房的场面,其中突出了“立新居”民俗,文本中写到“中梁上挂着太极图、东梁上挂满了郭世富亲戚们送来的红绸子。中梁两边的梁柱上,贴着红腾腾的对联,写到‘上梁恰逢紫微星,立柱正值黄道日’,横楣是,‘太公在此’”。这些细节的描写,突出了富农郭世富在蛤蟆滩的势力,使人物的社会地位不用交代就跃然纸上了。在《创业史》第一部里,柳青写了一些生产民俗。农业生产是农民的生存方式,是农民在多年的生产劳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柳青在《创业史》对百日黄稻的栽培技术这样写:“一月缓苗,一月长,一月出穗,一月黄。”对其他稻子的栽培说:“谷雨下种小满栽”表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处于对人文的关怀,《创业史》中写得较多的是婚姻民俗和丧葬民俗,比如在《创业史》中写到了寡妇再嫁的习俗,详细描绘了梁三取寡妇时在河滩上举行订婚的仪式情节。这些描写复活了民间的传统,展现了西北文化中对寡妇再嫁的种种禁忌,打破了旧时农村对寡妇婚姻的多种限制。除结婚民俗外柳青还抒写了秦地的丧葬民俗,比如第二部第五章专门对王二直杠去世后的哭丧、抬柩、贡品、纸人纸马、吊灵柩、封墓口、堆坟堆、标边界等丧葬习俗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这些描写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影响了后来的陈忠实、莫言这些作家的创作思路。莫言在《红高梁家族》中写到了九儿的曲折的婚姻,这何尝不是对柳青创思路的余绪。《创业史》从主旨上看政治性要浓厚一些,但从文学作品层面而言是一部文化的典籍,可以说《创业史》的意义要更胜一筹。三、柳青的命运及其当代意义柳青是一名理想主义作家,他对文学的执着专一精神体现了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3年的农村生活的锻炼,14年的长安县蹲点,他经历了生活的历练,生命中的多重坎坷,这些都为他的文学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不断的书写不断的完善,不断追求艺术完美是柳青柳青的写作目标,这就是从《草地风波》到《创业史》,中途历经删改美化费时24年,完成了第二部,带着所剩书稿走完了他的人生。柳青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时代毁灭了他的人生理想,《创业史》成就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一生是沿着政治和文学两条路线走下去,用文学表现政治立场,用政治主导文学思想。柳青笔下的人物都有各自的理想,梁三老汉的理想是过上幸福的生活,梁生宝的理想是壮大合作社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但这些理想都被错误的时代埋没了。从奋斗到失败是人生的一种悲剧过程,柳青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柳青的可贵在于他用文学作品书写了人所经历的种种生活苦难,用文字记下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故事。柳青可以说是一个感伤主义作家,他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不断思考着人所遭遇的种种坎坷,并将其写进文本中,升华了文本的主题。柳青也是一个崇尚人内在性作家,他对人经历的苦难在某种程度上给予肯定,他说:“一个人在小时候受过艰难的严格训练,比十个娇生惯养的人有用。 ” (《创业史》233页)这些话对当下成长在“温室”里的年轻一代是非常有启发的。读完《创业史》不难发现,柳青的特点是他把深含哲理的话语融入到文本中,呈现出一种新的叙事范式。他对生活的体验、理解、感悟、不断总结都激发了他的创造思维,他以《创业史》给当代文学开辟了“创业文学”之道与叙事议论兼容的表述典范,为后来《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的问世提供了一种模式。总之,柳青以他的执着精神为当代文学开辟的“文学创业”之路,启发了后来的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等一大批陕西作家,他们共同奠定了陕西文学在当代文坛的主导地位。(朱永明,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柳青与陕西文学一、为什么陕西文学能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陕西文无疑是一个重镇,不仅现在是这样,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都是这样,众所周知,陕西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而在当代文学十七年时,却十分醒目登上了当代文学的历史舞台?吾以为有以下方面的缘由所在,一是政治力量的推进。20世纪30年代以来,陕北红色政权稳固,革命火种得以在陕西传播,40年代解放区文学发展的火势漫延到了陕西地区,解放区文学的核心内容是书写农民与土地问题、农村问题、中国农民的抗战史、革命史斗争史等。在解放区,能把人从黑暗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于是作家、艺术家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在这里,文学成为他们欣赏、参与的积极活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为大众服务的”路线提出为文学的专业化创作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农民、农村就成为作家们大力描绘的田园。陕西作家柳青、王汶石等积极涌进这一特殊的时代潮流,创作了《创业史》《黑凤》等农村题材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文学体裁的发掘,纵观陕西文学,大多都是乡土题材,大多都是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写照,可以说,陕西文学以“乡土”而著称,以描写“农村农民上活”而独领风骚。从这一点上看《创业史》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检验,一方面是具有史诗性的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当然,从现代的眼光看陕西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陕西这块土地上还完全没有被物化时代的世俗观念侵染,把崇尚人的内在精神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这些都极大地鼓舞着关中这块土地上坚守文学事业的星星之火。所以说,陕西文学既有过去的厚实,又有未来的期盼。二、柳青为陕西文学贡献了什么?(一)柳青开启了以文学“补史”的历史叙述后世评论家认为,没有柳青,陕西文学就是另一个样子,这无疑印证了柳青对陕西文学的独特意义。柳青的风格是在文学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史学”理念,这也成为《创业史》最初由《稻地风波》得名的理由,这部书里面始终展现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与中国农民的生活史,重心是突出农民的生活史。一是通过细节对话,来描写人物心理和性格特征,用朴素而不含深意的语言说出了自己对时代的一种切身感悟。二是重点突出土地的变迁史,土地问题历来都是历史上突发战争的导火线,因此上,如何对土地实行合理的改革,必将成为统治者最棘首问题。对土地的合理分配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创业史》也可以说是写土地的变迁史,是对土地从私有化到公有化改革似乎合理的一种尝试。土地主人是农民,因此土地的变迁必将牵扯到农民的生存问题。柳青的《创业史》写土地的变迁时很大程度体现了对农民的关怀,因此上《创业史》具有更多的人道主义色彩。当然在《创业史》里,柳青的重点是突出社会史中的家族史。家族史是中国现代历史中残缺的分支,家族史主要表现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对家族史的挖掘事关文学的现实性与真实性。在《创业史》部巨著里,他将一些家族的原型定格在下堡村蛤蟆滩,然后追述人物过去的历史,来展开其家族内部的隐喻陈述。作者在《创业史》题叙里写到:“村里的庙宇、祠堂、碾坊、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文本中这些庙宇、祠堂、四合院、碾坊、磨棚都带有家族生存史的深深烙印,但作者并没有对其进行追本溯源,后来在塑造人物时始终对人物的来历进行了追溯。比如像文本中所说的“生宝的骨血是渭北人,梁三老汉是梁生宝的继父”,追本溯源到梁三,又说“梁三小的时候他爷从西梁村用担笼把他挑到这个蛤蟆世界来。”(《创业史》3页)到后来进一步刻画梁生宝形象时说:“心术是梁山老汉的心术”《创业史》(220页)柳青用家族史的眼光塑造人物形象时,将人物放在民国与新中国两个时代来陈述人物过去的历史与现实,使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在家族的描写中,柳青善于挖掘那些违背伦理家规的人性的阴暗面,比如像姚士杰与素芳这两者之间有血缘亲戚的乱情关系等,对于这类人物,他给予十分隐喻的批评指责。在这部书里更多地写梁家三代人的变迁史,到后来的郭家的家族,尤其是郭世富,说“他决心尽一些力量、机智和忍耐,将来作一个五世同堂的家长,辞别这个世界”(《创业史》347页。)这种叙述套路开辟以后,为以后小说的“史学”叙述提供了一种范式。不难发现陈忠实、路遥、莫言等这些作家都受到他的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无疑把小说视为历史文学的记录,努力追求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史诗性,注重表现当下社会结构的中超出历史记载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注重当代历史发展对陕西农村社会的影响,这种风格使得陕西作家不在是一个空洞而无聊的称谓,而赋予了它切实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用农村社会的变迁史作为小说主流的文学风格就是陕西文学。(二)柳青为陕西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从总体上看柳青笔下塑造了许多性格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细读文本之后可以发现,柳青笔下的人物形象还不完全丰满,个别人物的身上缺乏独特的个性与勇气,而且也缺乏明显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比如像梁生宝、徐改霞、高增福这些人物,只是循规蹈矩的跟着时代的步伐走着自己的生活道路,他们成为时代的附庸,面对合作化的时代,他们倾向于选择简单的认同,而不去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因此他们很难摆脱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因而无法真正找到适合个人发展的人生道路,所以终就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比如,梁三老汉是柳青笔下的主要人物,他是从旧社会里走过来的,是被压迫、被折服、彻底认定命运的老一代农民,他的骨子里渗透无法洗涤的奴性,未解放以前,农民最大的敌人是地主,解放后他们希望通过共产党的帮助打倒地主、夺回土地。可老汉在新社会中分到土地之后,他想要安于现状地过日子。文本给我们澄清的是现在社会变了,土地有了,但走过旧社会的老汉仍然没有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奴性地接受着新的一切。老汉虽然对幸福生活充满着向往,他但找不到获取的方式,新社会中的新鲜事件,使他的思想一次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首先是郭士富的盖房,吃完席后人们对老汉进行了不尊敬的戏弄,使老汉认识到只创起业来才受人尊重。作者塑造这一人物来隐喻地表现了解放以后陕西朴朴实实生活现状,告诉读者翻身之后农民身上种种弊病和他们既向往富裕又无法实现富裕与纠结。建国后的农民既想通过合作社改变这贫穷的现状,但又不敢大胆地去接纳合作社这一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可见,柳青笔下的一些人物一直处于对时代的妥协、对命运委曲求全心态,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历史对他们的摆布,最后无奈地接受了失败的命运,这也就是柳青等老一辈作家在创作中没有走出的阴影体现。所以,以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真是既继承了坚持不懈创作精神,又修正了柳青笔下人物性格的瑕疵,塑造出了高加林、巧珍、孙少平等丰满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柳青创作方面不足,成就了路遥、贾平凹等后世作家的完美。当然,柳青的创作成就是值得肯定的,柳青的对文学的热情、执着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对于柳青我们不能因为其笔下个别人物形象存在的瑕疵,而全盘否定柳青的在陕西文学中的历史性意义,柳青是用自己的毕生心血铺开陕西黄土地上的人物画廊,为后世的书写者提供了典范,继柳青之后陕西出现了以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莫言、贾平凹为代表的第三代及后起的吴梦川、徐伊丽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总之,柳青的所有创作,均以陕西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命运为对象,这对陕西文学起到了开创性的意义,尤其是为陕西长篇小说的创作树立了大旗,继柳青之后,陕西这块土地上出现了《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红高粱家族》《商州》《废都》《秦腔》等史诗性长篇小说,可以说柳青的创作在陕西文学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庄金玉,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理想主义与柳青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柳青的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张力与艺术魅力。随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主潮的变化,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学批评审美范畴的更迭,柳青及其文学创作经历着不断被言说与反复重写的命运。他的作品中暴露社会生活矛盾、描绘乡土中国风貌、自觉挖掘民间话语,历来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柳青被推举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却时刻烛照着理想主义的精神。理想主义的本质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对于柳青的文学创作而言,理想主义既是方法又是态度,方法突出表现在塑造人物时卡里斯马化追求与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时史诗化的建构方式;态度则在于柳青在扎根现实、揭露矛盾、书写进步与落后分子之间斗争时采取的必胜姿态与乐观精神。周恩来在第三次文代会上谈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时曾指出,革命两结合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在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应该特别强调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基础上正确地描写革命理想,加强革命浪漫主义。在这一导向的影响下,柳青怀着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对生活进行审美化的表达:他不回避和粉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敢于暴露现实的黑暗面,善于描写落后分子与中间人物,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在创作中柳青始终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胜利,乐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作出前瞻性的预言,面对黑暗的时候,又始终采用理想主义照亮矛盾,显得自信而乐观,时刻体现着理想主义的激情。这种理想主义与乐观态度并非是作家简单地附庸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表现,更是柳青的审美自觉与情感状态,它既符合十七年文学的时代风尚,又契合柳青自身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对革命必胜信念的心理诉求与自我确证。一、理想主义是时代核心价值观,也是柳青在实现个人理想过程中的基本信念。革命需要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也始终烛照着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时代核心价值观。在亲历战争、获得主权与国家独立的过程中,现代的中国文人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里,渐渐默认与推崇主流意识形态为最符合中国实际也是最为大众所接受的时代精神。柳青说,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是一定历史时期先进时代精神的反映者,是最大多数群众革命情感的表现者。在柳青看来这时代精神的核心就是革命理想主义,群众革命情感的核心则是亲身经历了国家独立后所产生的空前的乐观与自信。柳青出生在红色的陕北黄土高原,是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文艺工作者,这样的文化身份,使得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没有像同时期其他文人一样历经挣扎与蜕变,相反从一开始就是主动地追随与自觉地拥护。在一定意义上讲柳青用文学创作介入生活、参加革命,但创作对于柳青而言绝不仅仅是为了革命,它也是柳青实现个人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在写作过程中身体力行着革命的信念与理想,进而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共名”。柳青说:“我在十几岁时连字也不全认识就啃《共产党宣言》,一二九前后参加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为办刊物累得大口咳血,一九三九年又到敌后跟部队上前线去打仗,这都是为什么呢?这里面也有为革命的成分,但极大的成分是个人的抱负,总不愿做一个无声无息的人。……我这样说显得我的确很不‘伟大’,但这却是事实,掩饰这个事实就是虚伪”。(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人民日报》)似乎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百年,英雄崇拜、自我牺牲、献身革命、追求自我实现的小我理想与追求社会解放的大我理想达成出奇的一致与融合。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目标在庞大的社会理想面前,焕发出新的现代气质。社会精英们用生命鞠躬尽瘁,献身社会理想的同时也完成自我的实现。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小说主人公承载着作家的革命理想与愿望。柳青小说主人公大都怀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人物性格大都具有理想化的倾向:早期的短篇小说《待车》《误会》《地雷》《牺牲者》《一天的伙伴》等始终将视角对准战争,塑造了一系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形象。1943年柳青到米脂下乡参加农村工作,随后相继写下《种谷记》《铜墙铁壁》《恨透铁》《创业史》等作品,尽管艺术成就高低不同,作品风格也不近相似,但他始终将视角对准实际问题、揭示人性的复杂,在处理矛盾与冲突时从来乐观,即使是《恨透铁》这部被人们认为处处透露着不明朗色彩的作品中,主人公“老监察”在处处被孤立、处处被包围、处处被打击的环境里,却最终也在党的事业中守得云开、突出重围。其他作品中主人公梁生宝、王加扶等也都在各自的事业中对党忠诚,在党的帮助下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处处展现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二、作为方法的理想主义在柳青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以柳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创业史》为例,理想主义创作方法最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家国民族历史的史诗化表达史,是历史,内涵一种现实精神,诗,是抒情,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达方式,史诗化即站在超越现实的高度对历史、当下、未来进行理想化的关照与建构,或者说史诗化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将历史和现实进行理想主义的表达。在作品的开头,柳青直言不讳自己的创作目的旨在揭示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尽管作品按其初衷并未写完,但他的目的是为了写史立传。作家以历史的亲历者自居,将农民所经历革命、建国、土改、互助组这一系列社会变革集中在创业这个点上,对已发生、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史诗化”处理,对未来国家的走向进行想象性的建构:在柳青看来蛤蟆滩上的三代人个人奋斗、创业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而梁生宝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集体创业尝试这既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又因其道路的正确性与光明性直指未来,蛤蟆滩的变迁史就是当时整个中国农村历史面貌的缩影,这一缩影中透视整个中国历史的磅礴与宏大,这并非说明柳青在粉饰现实,在柳青看来互助组仅仅是历史中的一个点,放大这个点,我们看到的是蛤蟆滩上形形色色的人与不同派系的中农、富农、贫农之间的纠葛与明争暗斗,然而面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这个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柳青就通过这个缩影完成了对整个当代历史的建构与叙述。(二)塑造人物过程中自觉的卡里斯马化追求在《创业史》的争鸣史上,梁生宝与梁三老汉永远处于风口浪尖,其实关于这两个人物形象哪个更为真实、谁才是主要人物的论争本质上讲是对现实主义不同理解造成的,回望历史,梁生宝与梁三老汉都有原型,其自身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然而在艺术描写时柳青不是没有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既然他能够将梁三老汉写得活灵活现,也就有能力把梁生宝塑造得更具魅力,可是柳青却将梁生宝的人物性格作了理想化的处理。在梁三老汉身上,具有普通人种种的人性弱点,但在梁生宝身上则通过理想和信念遮蔽了人性弱点,将他充分地卡里斯马气质化,用信仰和事业引领他成为英雄。“卡里斯马”(charisma)一词原为早期基督教用语,本义为神圣的天赋,指有神助的人物,后来德国当代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他认为卡里斯马是一切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个人领导的根源,表现在领袖与群体、政治与服膺之间维持的一种个人性和情感性关系。在作品中,梁生宝就是这样具有卡里斯马气质的人,他的个人魅力使得他成为绝对的主人公,无论是合作组的其他成员、梁三老汉、改霞、都包围在他的四周,为其魅力所感染、在精神上渐渐地被其感召,自觉地服膺。这种服膺不是强制不是支配,是不自觉地精神上的追随,而这种气质自然是作家将写作对象的一种理想化塑造方式,使得我们回望过去也不免产生情感认同,这才是梁生宝真正超越时空,永保魅力根本原因所在。(孙璐璐,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现实主义与柳青的文学创作柳青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主,他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业史》在文坛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力。讨论柳青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要从关于现实主义的话题开始。现实主义是一个人人都熟悉的概念,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观念与人类文学的历史同龄。但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也是一个人言言殊的概念——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对于现实主义很难给出精准全面的定义。这一个方面展现出现实主义强大的包容能力和生命力,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现实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在文学历程中现实主义时而稳居主流,时而退守边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下现实主义展现了不一样的特色和倾向性。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文学独特的文本形式便是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宰制。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创作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文学创作路径的持续和深入。在特定的历史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出现的最大的指向性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生活”与“政治生活”这两个联系密切却又截然不同的概念。在现实主义文学要反映“什么样的生活”这一问题上,作家们都把创作的目光投注到了国家政治领域或公共社会领域,消隐了个体生活经验的丰富性和广阔性,使文学成为对特定意识形态的专属表达。正因于此,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被冠之以“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称谓。柳青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格局之下展开创作并成为了当代“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谱系中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作品也被称之为“红色经典”。柳青是由延安走向当代的作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精神和文学路线对柳青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一味地去拔高柳青的文学形象,认为他的文学创作跳脱出了时代的局限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读者最熟悉的《创业史》为例,这部小说就是紧紧围绕建国之后党和国家实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展开的文学书写,其政治叙事的色彩与配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创作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整部小说以围绕着开展农业合作化的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斗争作为小说的整体架构,人物据此被加以序列安排,确定了政治性身份,在小说中也出现了大段的对于当下国家农业政策的引语式的记述。正如柳青自己所提到的:“《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在小说所塑造的人物群像中主人公梁生宝的“社会主义英雄形象”受到了长期的质疑,以严家炎和柳青的论争引出了关于“生活真实”与“革命真实”的辩论。也正是由于强烈的政治印痕使《创业史》随着农业合作化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定性而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那么我们是否要据此而否定 《创业史》的文学价值和柳青的文学创作能力呢?《创业史》不是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史著或是政论性的著作。在这一点上柳青有着明确的认识和界定:“……我是写小说,又不是写历史,一部作品要有生命力,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应当严格地遵循既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要如实地反映生活的原则,不能跟着政治气候转,不能因为政治活动的影响而歪曲生活的本来面目。”对于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样的现代性文体应该去表现什么?米兰·昆德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肯定了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人具体的存在”,是“他的生活世界”,惟其如此,小说才能“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王彬彬在谈到现实主义的话题时也这样说到:“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是人的处境,是人的灵魂。因此,是否关注人的灵魂,以及把人的灵魂的底蕴揭示到怎样的程度,便是衡量现实主义作品肤浅还是深刻,拙劣还是优秀的一种标准。”为了写作《创业史》,柳青带着家人扎根农村十四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共同劳动,他不是中国农村所有制变化过程中的旁观者而是亲历者,中国当代农民在社会新旧体制变革洪流之中一餐一饭的日常生活和微妙难言的精神世界都让柳青感同身受、了然于心,就如他自己所说在梁生宝的身上有着自己生活和思想的影子。当我们阅读《创业史》的时候,那冒着热气的生活滋味、摆荡不定的心理抉择和那饱蘸着民间气息的语言形式都带着强烈的真实性和清新感扑面而来。柳青是非常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现的,他曾经这样说道:“农村的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必然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革命改变了私有制,也在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我的小说的描写重点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单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柳青的小说,他对于时代、现实生活和人的反映是多层次的,生动又深刻的。按照王彬彬对现实主义优劣的判断标准,柳青的现实主义创作无疑是优秀的、高品质的文学呈现了。柳青写活了50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世界”,也写透了社会变革中农民的“灵魂世界”。刘纳曾经这样评价柳青的创作:“充盈丰富的描写穿越了作者对人物的阶级预设,深厚又精细地展现了人性和人情。‘生活故事’上面确实套着一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框架,即使这框架倒坍了,生活故事的生动性和魅力依然存在。”回望中国当代文学,80年代前后先锋派文学的兴起曾冲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继之而起的新写实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融,它虽然重新复归现实主义的道路,但是受到现代主义文学理念的影响,新写实主义创作展现出了与柳青一代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截然不同的叙事策略和叙事伦理。新写实主义的作家们擅于关注和表现小人物的私人生活领域和个体经验而排斥着眼于社会公共场域的宏大叙事。于此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论争成为了文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我们无意于在这里讨论私人叙事的特色,但是当作家们都将目光聚焦于个体的经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又该如何去实现呢?文学的厚重感、历史感仅仅凭借个体经验的书写也是无法达成的。90年代以来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不断探索使文学重新恢复了直面当下现实,关注、理解和探讨现实社会的公共议题的职能,重新被赋予了“社会公器”的身份。特别在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了“非虚构”专栏。对于“非虚构”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明晰的界定,李敬泽就提到“非虚构是一个乾坤袋,什么都可以装”。但无可争议的是凡是能够“装”进非虚构里的都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的立场与视野,对非虚构写作的倡导是对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在开辟专栏的同时《人民文学》推动实施了“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资助有为作家深入到生活当中,表现当下时代的各个方面。李敬泽在谈到这个写作计划的时候提到倡导非虚构写作也是在提倡一种写作态度,“希望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对于这个世界确立起认识热情和刚建的行动能力。”这个写作计划彰显的是对当下文学现实主义人文关怀的追求。文学的智慧在于面对历史发展的不断选择和自我的调整。在几经变化之后时代对现实主义的呼唤与柳青一代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遥相呼应与契合。柳青以全副的热情投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将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加以叠合的创作态度是当下的知识分子作家所努力树立的基本质素。柳青对时代的责任感和对文学的严肃态度构筑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和方向。(严静,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讲话》《意见》与柳青文学的启示2015年10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一周年之际,其《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全文公开发表。同时,为深入贯彻《讲话》精神,党中央下发《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两部文献对我国当前文艺工作的论述言近旨远、体大精深,是引领中华文艺在新世纪走向伟大复兴的纲领性文件。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柳青。作为从解放区走来的文学巨匠之一,柳青及其创作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和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作为其他文艺形式的“母体”,文学的勃兴是助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引擎”。而中华文学的兴盛离不开一大批像柳青一样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虔敬地“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讲话》)。一、人民性与大众化:柳青文学的创作导向与实践向度《讲话》《意见》深入阐发了“人民性”这一伏根深远、延绵不绝的中国文学之本质属性,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正是柳青毕其一生追求的目标。第一,“身入” 人民群众。柳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担任米脂县民丰区三乡文书,历时三年,乃写《种谷记》;抗战后辗转返回延安,多次深入沙家店等地采访,遂成《铜墙铁壁》;建国后毅然放弃了城市中原本优渥的生活条件,转而扎根长安县皇甫村,并且一扎就是十四年,方著《创业史》。第二,“心入”人民群众。作为农民的儿子,柳青自觉将个人命运融入到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终其一生拿岁月当笔,在“三秦大地”的稿纸上展开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的生活道路与历史命运的探索与思考,这种气魄与担当绝非当下的“书斋式”“私人化”写作者所能比拟的。第三,“情入”人民群众。柳青对于土地和人民的挚爱是赤诚无私的,他“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讲话》)。大众化的实践向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题有之义。文艺大众化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柳青所秉持的改造之路是其反复倡导的“三个学校”,并一再强调其中“基础是生活的学校”——“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在生活中间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间塑造自己”(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生活中的柳青剃着光头、穿着对襟黑袄,和当地的农民并无二致,他还拿出自已的稿费为皇甫村拉线架电、帮助王曲公社发展工业,数十年如一日地“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讲话》)。得益于全身心“浸入”大众化的“源头活水”,柳青总是饱含着万分的真诚去写作,对农民平视而非俯瞰,作品激情澎湃而又极具生活质感。二、中国精神与时代画卷:柳青文学的文化底蕴与气象格局《讲话》《意见》指出,要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作家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柳青早期短篇小说《牺牲者》《废物》中的八路军战士马银贵、王得中,以舍生取义展示了中国人的铮铮骨气;《地雷》《一天的伙伴》的主人公李树元和吴安明,在经过革命洪流的灵魂涤荡后显示出普通农民的自尊自强;长篇小说《种谷记》中王加扶的大公无私与勤勉实干;《铜墙铁壁》中以石得富为代表的支前人民群众的深明大义与英雄气概……对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进行时代表达,正是柳青文学的文化底色与一贯追求。代表柳青文学最高成就的未竟之作《创业史》,以其为中国农村探索发展道路、为“农村新人”熔铸精神丰碑的使命担当,以其为新中国成立后这块古老大地上正发生的一场深刻变革“立此存照”的“史诗”追求,堪称无愧于那个火热时代的优秀作品。第一,小说通过对以植根于农村大地的“创立家业之梦”为内涵的中国精神的开掘,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高奏“时代前进的号角”。以第一部为例,从标题“创业史”的醒目标举,到题记“创业难……”“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以“创业”“劳动”为关键词的乡谚、格言副文本铺排,再到题叙中简笔勾勒的梁家父子辛酸创业史的历史背景设置,直至大幕拉开,从“梁三老汉草棚院的矛盾和统一”到“下堡乡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无不彰显着中国农民勤劳致富的家园情怀和创业意识,九死未悔的进取意识和拼博精神,“矛盾”表现在创业的路径选择不同,而“统一”的正是中华民族赖以薪火相传、顽强发展的这些精神追求和精神特质。第二,文本以开合相间的结构布局、虚实相生的行文笔触,生动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代风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党内高层领导因意见分歧而博弈的“影子”;梁生宝与“继父”梁三的抵牾磨合,昭示着社会急剧转型期新旧文化断裂“阵痛”后的弥合;梁生宝与“三大能人”的较量,显示了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交织的错综复杂;徐改霞进城务工的人生选择,使文本的边际从农村向城市敞开、由农业生产向工业建设延展;梁秀兰的未婚夫奋战在朝鲜战场,使文本似乎又关涉到中国与外国、国家和个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维度……对时代特征的总体把握成就了柳青文学的磅礴气象与宏大格局。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柳青文学的传播接受与历史书写《讲话》《意见》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强调文艺工作必须遵循文艺规律,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并对中华文艺在新世纪的复兴充满信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史亦然。六十多年来,对柳青文学的评判接受几经沉浮,对其经典化的历史书写也争议颇多。若笼统以二十年为一段,政治诗学独尊的早期,柳青文学作为忠实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取得的文学实绩,以旷日持久的高规格接受争鸣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在“纯文学”观念主导下“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中期,柳青文学因其被政治规训而在文学经典序列中不断被“边缘化”甚至被“缺席”;近二十年勃兴的文化诗学更倾向于“把文学还给文学史”,以前置历史语境还原来对柳青文学进行多元化的“再解读”,使读者从柳青文学中探寻到“生活柳青”“政治柳青”“社会柳青”“文学柳青”的多重面向与斑驳景观。写作总要受到由时代精神、主流意识、民间话语构成的表达空间的制约。柳青文学正是在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鸣和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朴素而强烈的“发家”诉求这两者的结合点上,“正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讲话》),自觉肩负起为刚刚翻身做主人的民族共同体进行文学想象、精神赋予与本质认定的历史使命与文化担当。柳青对“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及其他农民形象的成功塑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农民形象建构历史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后辈作家自觉地吸纳了柳青的现实主义人物描写经验;柳青对渭河平原地域风情的文学呈现,是我国当代文学中首次对“中国大地原点中心”进行集纳式文学审美观照,并由此拓展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地理版图。“每一个时代都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绝不会超越这一自由的界限。但是每一时代的人都必须尽力达到该时代自由的极致”(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8页)。柳青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自由的极致”。(李明德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柳青文学与文学的时代表达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作品的气质、风采往往会受到作者所处时代润物细无声的濡染,从而或多或少地反映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文学的时代表达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也是作品获得同时代读者接受的必要条件。柳青的《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其题材的选择还是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彰显无不表达出了鲜明显著的时代性。这是他的创作获得同时代主流文学高度认可和同时代读者热情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每一个时代都将成为历史,因此,鲜明的时代性在为作品赢得同时代的关注与声誉的同时也往往会给作品打上时代的烙印,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将成为作品的局限。柳青的作品,如《创业史》对于农业合作社题材的选择,以及所蕴含的政治性,使得其在1980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首当其冲的遭到了质疑、否定与遮蔽。从60年代对柳青和《创业史》的赞誉、肯定,到“重写文学史”浪潮中的质疑、遮蔽,再到新世纪以来的重评和辩护,可以说柳青文学的几经起落是意味深长的。当许多同时代的作品都已淡出读者与评论者的视野与记忆,《创业史》的艺术魅力却依然无法为时光淹没,这是因为柳青对于时代精神的表达有其独特的可贵之处。可以说柳青文学对时代的表达,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濡染而是一种主动的呼应和真诚表达,柳青文学所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中最为高尚和纯粹的部分。柳青是1940年代整风运动后于陕北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 他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都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密不可分,可以说,终其一生都在真诚践行《讲话》精神。柳青的自我塑造完全与毛泽东《讲话》提出的知识分子改造相一致,他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历史意识和牺牲精神的作家。为了创作,为了贴近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他放弃了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举家来到陕西省长安县黄埔村,住在破庙改建的屋子里和农民一起过艰苦的劳动生活。《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用了六年时间,写了四遍,期间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而《创业史》出版后,柳青将全部的稿费毫无保留捐给了公社,他自己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他曾反复强调: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并提出“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他的这种为人与为文的真诚与统一,这种与底层大众精神上的融合成为柳青文学时代表达的独特底蕴,因为有了这样不计名利,不畏清贫,不浮躁不作秀,沉潜于基层生活的底子,柳青文学的时代表达远远超出了许多同时代的作品,超出了对政策的图解和口号化,从而有了更为宽广和深沉的精神力量,也因此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对任何文学作品的阐释,都要立足于当下。作为经典之作的《创业史》在不同的时代必然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重返历史的时代现场是解读柳青文学时代表达的方法,那么立足当下寻求解读阐释的当下意义则是柳青文学的时代表达超越时代的价值所在。取得对柳青文学和《创业史》解读的当下性,不应该仅仅是从当下的视角去作一厢情愿的阐释,甚至是强制阐释,更重要的应该是以一种更为谦虚的态度返回作品的时代现场,聆听作品的时代表达,从柳青文学的时代表达中寻求当下文学所需要或者说所缺失的精神内涵,从而达到当下对于历史的传承与超越。而要打破对柳青文学的强制阐释,寻求柳青文学时代表达的精神内涵就必须打破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的假想。在对《创业史》的阅读、重读和细读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无疑是那淳朴自然的语言和语言中蕴含的美,这美不仅有景物的美更有那些处于伟大时代的平凡的人所独具的心灵的美,这种美仿若金风吹动麦浪,有一种朴实的芬芳,仿若田埂边草叶上滚动的露珠,有一种晶莹的生动。然而在《创业史》研究中,恰恰对于成就了文本经典性的文学之美,长久的忽视,而对文本所蕴含的政治性不断的阐释、挖掘,而对于政治内涵的阐释又往往囿于一种对于政治和文学二元对立的假想。政治性和文学性,革命者和艺术家成为了彼此对立两极分化的概念,革命者、政治性所对应的是概念化和虚假化,而艺术家、文学性所对应的则是生动、真实,所以,《创业史》的政治性的存在成为其文学性缺失的依据。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初衷是要让文学脱离政治的统治,从文学的角度去重写文学史,然而这样的定位并未能消解政治性的存在,而是产生了另一种偏颇和遮蔽。文学与政治,并非跷跷板的两边,抑此即为扬彼,而更像是骨肉的关系,剥离骨肉是不现实的。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文学批评走过的路已经证明,是否具有政治性并不应该成为分别文学作品高下的标尺,或许,作家创作的真诚是更佳的评判标准。如果抛开政治柳青的视角,从文学柳青的角度去体察,就不难看到,有人以创作为闲暇时的消遣游戏,有人以文学抒发自我的喜怒哀愁,然而柳青却以文学创作为严肃的事业,以极端虔诚的态度从事创作。他的创作如同传说中的以身铸剑,铸剑师牺牲自我投身铸剑的烈火之中遂铸就传世宝剑,柳青也以自己的生命、理想和热情熔铸了《创业史》的精神,使得这种精神的感召充满穿透时空的力量。《创业史》的叙述充满一种热情、积极、明朗的正能量,重返那个年代,我们不难想象在建国初期,虽然物质尚且贫乏但人们的内心充满了一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信,也充满了一种像梁生宝一样在新的天地中施展抱负创家立业的热情和愿望。在《创业史》中最为人称道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中有一个这样的细节,梁生宝在买稻种的途中为了省钱,为了将大家凑的钱花到刀刃上,多买一点稻种,他不舍得花钱住旅社,也不舍得花钱吃饭,只在饭馆要一碗面汤“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梁生宝的自信和坦然是发人深思的,这样的境界,若非胸中有大的抱负有坚定的信仰,谁又能轻易达到?柳青主张“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柳青和柳青笔下的理想人物梁生宝,具有一种精神上高度的契合和共鸣。他们都有一种锐气和骨气,他们生活在物质困乏的岁月里,但物质却不能羁绊他们的精神,在穷困中他们并无委顿抑郁或是怨天尤人,他们依然是顶天立地的硬汉。他们都拥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理想的力量,这种力量,如同阳光让人感到明亮而温暖也如同阳光可以让冰雪为之消融。然而,在之后的“反右”运动以及更为残酷的文革浩劫中,罹难的不仅是千万知识精英,失去的不仅是无数鲜活的生命,更深远的是摧毁了一代人的自信。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文学创作成为心灵疗伤的地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是文学的自我理疗,以抚慰难言的创伤。当随着时间的流逝,看似创伤渐渐平复,疼痛渐渐淡化,但事实上文学尚且未能重拾昔日的自信和勇气。文学作品中多的是那些如《一地鸡毛》中被生活的琐屑磨去理想光芒的小林,多的是方方笔下对凄凉命运妥协无奈的涂志强,而缺失的恰恰是英雄、是理想、是像梁生宝一样的硬汉。张爱玲曾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然而,当文学只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不再注重飞扬的一面时,同样会有遗憾和缺失。因为正是有了飞扬的一面,安稳的人生才不会在平凡中陷入平庸,而是有了一种向上追求和超拔的的精神。或许柳青文学的时代表达中这种飞扬的精神正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所缺失的部分。(彭文鼎,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柳青文学话语资源的别异与融通“柳青文学”是当代文学史上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就其在文学史叙事中的兴衰沉浮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像柳青一样大起大落,也没有一部作品像《创业史》一样备受推崇和横遭贬黜。”*赵学勇,王贵禄:《经典的剥蚀:“柳青现象”的文学史叙事及反思》,《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与“柳青文学讲述的时代”有关,也与“讲述柳青文学的时代”有关,更与柳青文学话语资源谱系本身的复杂构成有关。因此,柳青文学需要在“两个时代”与话语资源谱系的张力结构中来把握,需要在其话语资源谱系的别异与融通相结合的动态流程中来把握。柳青文学话语资源谱系可“别异”为三个:国外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左翼”和“革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实录”文学)话语资源谱系。柳青文学卓然而成一代文学翘楚的根本特征,即在于其对三种资源的创造性“融通”;尽管未尽人意,但其革新意义和文学史价值,仍需放在三个话语资源谱系会通互渗、动态关联的“三元辩证”中加以考量,放在“本来”、“外来”和“未来”所构成的“时空体”中加以把握。正是这种融通,造就了“柳青独立的个体思维方式,柳青对时代深层精神大问题的把捉意识,柳青强烈而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柳青源于生活激情的真诚叙事,柳青文学描写的生动性,柳青文学给人们传达的信仰和善良的力量”等“我们今天文学所期待的”的品质品格。*韩伟:《文学何为与柳青文学创作的启示》,《小说评论》2016年第2期。然而,在“讲述柳青文学的时代”,研究者每每“别异”有余而“识昧圆通”,仅仅在某个话语谱系中审视柳青文学,自然也就无法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柳青文学与国外文学话语资源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做得比较充分的研究分支,但这个分支中亟待加强的是:柳青文学基于“本来”(中国古典文学文化)和“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建构)而对于国外文学话语资源的深度吸收、再造和熔铸。柳青对国外文学相当熟悉,对欧美莫泊桑、哈代等作家的作品都有所涉猎,接触过黑格尔的美学思想和美国的进步杂志,非常熟悉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俄苏进步文艺十分了解,广泛研读过《母亲》《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俄文学作品,对无产阶级文艺理念也相当精通。这从《创业史》的题材结构和人物群像与国外相关小说之间的相似性上,可见一斑。在题材结构上,《创业史》背后有肖洛霍夫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被誉为史诗性作品的“影子”。但柳青所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的革命和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在谈到《创业史》的创作宗旨时,他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无论作品题材所显示的中国特色还是作者本人对待国外文学的总体立场,都不容我们将其视为外国文学的“注脚”。他在谈到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基本态度时说:“我也读了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它对我并无消极作用,并未将我引入幻想中。”*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柳青在文学创作空间相对局促的时代语境中,谨慎地表达了自己对待国外文学的辩证立场:他承认自己受到外国文学“影响”,但又明确表示这不是“消极作用”,因为他有自己的批判态度和理性取舍。《创业史》人物群像背后似乎有《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国外其他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影子”。梁生宝“疑似”达维多夫。二人都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新社会使得他们自觉起来。两人的内心独白和情感活动也极为相似:“我们要给他们建设美好的生活,就这么回事!”*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65-266页。二人恋爱对象的人生轨迹,也都高度疑似,其他次要人物间的相似性更是不胜枚举。有研究者断言,“姚士杰的引诱体现出的罗加里亚式的放荡,则将《被》中革命新人的‘道德败坏’移植到了富农身上。”*王鹏程:《<创业史>的文学谱系考论》,《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4年第3期。这种“移植说”可能有失公允。柳青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尤其是像梁生宝这样的主要人物,已经作为独立的艺术存在而与那些“影子”之间形成了“互文”关联,而不是“影响和被影响”的单向线性关系可以解释得了的。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强调,一部艺术杰作中总是回荡着多种声音,当杰作的作者说话时,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作家的声音在背后嗡嗡作响,只是杰作作者的声音掩盖了他们的声音。丹纳指出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艺现象,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与其他作品之间“秘响旁通”,因此,“打开一本书,接触一篇文,其他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5页。柳青文学中的各类人物形象,回荡着多种文学话语谱系中同类人物的声音,这不是某个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影响”的直接产物,而毋宁是柳青对多种文学话语资源谱系自觉“融通”的结果。柳青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话语资源之间的关联,在学术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展开。事实上,柳青文学与中国传统的民族化形式之间有着广阔的契合。抗战期间,柳青发表《向旧小说学习》等文章,主张文艺应向旧小说学习技巧,表达了对于文学民族化形式问题的思考,认为“旧小说可供我们学习的,是技巧,当然不是内容,旧小说家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看法虽不合我们这个时代,但是他们的技巧却有许多是新小说家所万万赶不到的地方。”*柳青:《向旧小说学习》,载《中央日报》副刊《平明》1939年1月4日。《创业史》是将作家早期的民族化形式思考,与后来的关中生活体验相结合而结晶出来的艺术奇葩。在其中,柳青文学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实录”精神勾连融会,也使得柳青知识构成中的古典文学资源绽放出新时代的风采。柳青在分析文学冲突时,常引用《水浒传》中高俅与宋江没有面对面的矛盾冲突,来说明自己创作《创业史》人物的矛盾冲突对这种手法的借鉴。“最近几年,我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完。我又读了两遍《水浒传》,三遍《儒林外史》……但是我自信读者不能指责我从那一本书里割了一块贴到我自己书里。”*蒙万夫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9页。柳青对于古典文学形式技巧的汲取,是自觉的,也是有选择的,决不照搬。《创业史》的“题叙”即是融会了中国传统“太史公曰”以及后世“楔子”、“入话”等形式而加以改造创新的特殊形式,长期以来备受批评家的青睐。“这是一个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精彩的‘题叙’。这之后,一些局部的叙述和描写,也依然存活。”*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313页。“题叙”类似于古典小说的“楔子”,后者在整篇小说叙事中具有特殊的结构功能。然而,“楔子”往往基于宿命论、循环论或神秘论历史观而对小说内容作出总结或预设,其基本情节常为正篇里叙述者认同的人生经验的预示或象征。《水浒传》的“楔子”将英雄出世归于“天命”和“天数”,在价值观和历史观上混乱无序。《创业史》“题叙”的内涵和功能与“楔子”有诸多不同。柳青在开篇伊始的“题叙”中,就以恢宏的气势开掘历史深度,“把《创业史》的内线伸向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处去,使《创业史》所描写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环节,同整个历史的链条结合起来。”*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史诗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第2期。其对于“楔子”的改造,主要在于引进了“进步论”的历史观。这种观念追求历史的光明前景,赋予历史以“崇高形象”。*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这种历史形象的塑造遵循着“如愿以偿”的法则,从而使《创业史》中的历史运动与主人公自下而上的自觉追求(而非自上而下的灌输)统一起来。*张进:《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期。当然,这种历史观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中正在形成的进步论历史观(这种史观已然融会了国外史诗性文学的历史观)密切联系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话语资源在柳青文学中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毋庸赘言。然而,这需要结合柳青对于文学新范式的熔铸来说明,需要结合柳青文学的文学史价值问题来说明。“所谓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就是它在建立文学范式和代表文学时代方面的意义。”*吴进:《柳青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因此,“对于柳青和《创业史》的研究,就应该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规范的形成与柳青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萨支山:《当代文学中的柳青》,《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柳青文学的意义,即在于它同时既是当时文学新范式的探索者和创设者,也是新范式的实践者和转换者。在这个意义上,柳青文学面向“未来”而在“外来”和“本来”之间、在三个话语资源谱系之间自由穿梭、熔铸出新。在柳青文学中,三个话语资源谱系构成一种“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它“不再固守于历史性及历史时间,不再固守于时间性结构如‘正题—反题—合题’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这是一种新的、悖论性的辩证法,它不再依附于时间性。”*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5页。这种辩证法,抛开了时间性上的“先”与“后”,而不断地“越界、到外边、超过”。面对指向未来的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柳青文学自觉地汲取各种话语资源并不断地“超过”任何单个的资源谱系的限制,从而在文学话语资源谱系的融通方面作出了弥足珍贵的探索,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借鉴和记取。(张丹旸,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柳青文学英语译介的缺失与反思柳青文学作为“十七年文学”的脊梁,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制高点,虽然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几经浮沉,但柳青为人为文的真诚与魅力却无法被遮蔽,其代表作《创业史》更是成为时代的经典。虽然柳青文学尤其是其代表作《创业史》,在国内几经热评,赞誉如潮同时也备受争议和瞩目,但柳青文学的英语译介和在国外的传播以及相应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缺乏。在中国知网进行主题搜索,关于柳青文学英语译介和在国外传播的资料和相关研究几乎为零,关于柳青文学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和局限于对柳青文学所蕴含的政治性与文学性的阐释、赞誉、责难或辩解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柳青文学研究的缺憾和盲区,足以令人反思。整个20世纪,在文学研究和批评历经了从作家为中心转向以作品为中心,又从以作品为中心转向对读者的关注之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学文本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作者的抒发表现或文本本身的自足体系,同时也有赖于读者的阅读审美活动。正如H.R.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每一位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显然,从作者—作品—读者的相互关联彼此支撑中,文学作品方可真正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焕发出应有的光彩。然而,知音难觅,无涯的时光是历时性时间的阻隔,茫茫人海是共时性空间的屏障,当作者将自己的才华与情感凝结为作品,这作品的命运并不一定会得到它应有的荣光,或许会为时空漫漫而难觅知音最终为尘土所掩埋遮盖。要如何拂去尘埃,让那些文学的明珠熠熠生辉为人欣赏,从时间的维度而言需要文学史书写的慧眼甄别,而从空间的维度而言则需要传播译介的桥梁。如果借用姚斯的譬喻,那么柳青文学,以及许多和柳青文学际遇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一部交响乐,如果失却了译介和传播的桥梁,又会在多大的范围内可以被演奏和聆听呢?或许,甚至是必然的,因为译介的缺失,这部交响乐会失去在传播译介未能到达的地方潜在的知音和掌声。当我们回望和审视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不单单是柳青文学,对于许多我国当代的作家作品而言,译介传播的桥梁是坍塌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以至于当我们谈及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时每每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一句诗:“养在深闺无人识”。很显然,在一个世纪以来,中西文学的交流是不平衡和对等的。就如同所有的二元对立概念中双方都有强与弱的区分一样,西方之于东方从文化上也更为强势。以中美文学交流为例,许多的美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各种版本的美国作家作品在中国得到各种媒体渠道的传播,与此同时,在美国却很少有人能对中国的作家作品有所了解,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似乎仅限于各高校东亚语言文学系的师生。这种不平衡的交流使得交流失去了应有之义而形成了一种“信息单行道”格局。在这种总体的不平衡中,又有一些局部的失衡,首先,从文学发展时期而言,古典文学译介与现当代文学译介失衡。中国古典文学如《论语》《诗经》《庄子》《楚辞》、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当代文学的译介数量则十分有限。第二,就文学体裁来看,诗歌的译介数量和影响相对大于小说。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中外交流日渐频繁,我国古典诗歌也曾在美国文学界一度形成“中国诗歌热”,为美国的新诗运动注入了源头活水,甚至成为美国“意象派诗歌”的重要渊源。如果仅就小说而言,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颇受重视,每部四大名著均有多个译本。而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相对于国内的创作状况,数量相对较小。而相对于新时期以来作家作品的译介,“十七年”时期小说的译介则非常薄弱。这一时期的小说译介和传播不仅作品数量极为有限,译本的翻译质量也有待提高,主要是采用官方模式,由中国本土译者翻译,如外文社于1954至1964 年翻译出版了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创业史》(沙博理译)以及其他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在译介薄弱的同时,除了如白之(Cyril Birch)、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等个别学者,西方学者并非严肃对待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他们常常只是将此作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学文献来阅读。于是,“十七年文学”成为中国文学译介传播的荒芜之地,几近空白,而柳青文学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也并不例外地成为英语译介缺失的例证。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作为中国文学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筑积极开放的当代中国形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政府对于文化输出工程的高度重视,作家、译家、文学评论者、国外出版商、国外读者的密切互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量当代作家作品通过各种译介传播在国外赢得了应有的声誉。例如2009年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和《敦煌遗梦》被列入西蒙·舒斯特旗下出版品牌Atria Books的Atria 国际出版计划,再例如2008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企鹅出版集团以版权输出形式合作出版了英文版《狼图腾》(Wolf Totem),并在全球110 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计划销售200 万册。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并未离我们远去的“十七年文学”,即便是如柳青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依然被遗忘和冷落。那么重拾柳青文学的译介工作究竟是时过境迁已失去价值还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呢?首先,柳青文学的精神,或者说其作品所蕴含的“形而上质”,深刻地契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以柳青的理想人物梁生宝为例,梁生宝的形象可谓荟萃了中华传统理想人格的种种特征。梁生宝在他的创业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贫困如同一座大山,自梁生宝的童年就压在他的肩上,而在他的身边更有许多同样被贫穷压的喘不过气的人们,所以梁生宝,就如一位年轻版的愚公,决心要将这贫穷的山移走,不仅仅为了自己更为的是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在愚公的故事里有孀妻弱子来帮助愚公,也有智叟来劝阻,梁生宝的移山事业也同样遇到了支持和阻碍。愚公和梁生宝在各自的故事中都取得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成功。梁生宝的精神里同时也有夸父逐日的气魄,向往光明,愿为之牺牲自我。“让全中国的庄稼人都不受可怜”,这个光明温暖的理想对于梁生宝就如太阳对于夸父,虽然梁生宝并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但他愿以自己的毕生之力为之奋斗。天下大同,是千百年来多少人的理想,共产主义又是多少人为之献出生命的信仰,就如夸父一般纵然“未至,道渴而死。”但却“弃其杖,化为邓林。”功成或许并不在己,但自己却将生命熔铸到这理想中,为后来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梁生宝的精神传承中既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同时,柳青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精神是相通的。王鹏程在《〈创业史〉的文学谱系考论》中考察了《创业史》与苏联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在人物塑造、结构艺术等方面的谱系传承。韩毓海则将梁生宝和阿甘作了“鸡毛也能飞上天的”对比,梁生宝和阿甘的奋斗都是底层人物的奋斗史,自觉的推动命运,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英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如果要取得一席之地,那么应该以更为完整的姿态出现,就如同一条河流,有其渊源也有其流动的路径,这样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才能永不枯竭,而不应该是孤立的小水池难以形成真正的文学景观。柳青文学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天地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从时间的维度而言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几经浮沉成为无法颠覆的经典,在空间的维度也不应被遮蔽和埋没。因此,柳青文学译介传播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构建中的缺憾,这一现象是应该被关注、反思和弥补的。
文章来源:《国外文学》 网址: http://www.gwwxzz.cn/qikandaodu/2021/0205/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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