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文学的意义(笔谈)(6)
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小说主人公承载着作家的革命理想与愿望。柳青小说主人公大都怀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人物性格大都具有理想化的倾向:早期的短篇小说《待车》《误会》《地雷》《牺牲者》《一天的伙伴》等始终将视角对准战争,塑造了一系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形象。1943年柳青到米脂下乡参加农村工作,随后相继写下《种谷记》《铜墙铁壁》《恨透铁》《创业史》等作品,尽管艺术成就高低不同,作品风格也不近相似,但他始终将视角对准实际问题、揭示人性的复杂,在处理矛盾与冲突时从来乐观,即使是《恨透铁》这部被人们认为处处透露着不明朗色彩的作品中,主人公“老监察”在处处被孤立、处处被包围、处处被打击的环境里,却最终也在党的事业中守得云开、突出重围。其他作品中主人公梁生宝、王加扶等也都在各自的事业中对党忠诚,在党的帮助下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处处展现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
二、作为方法的理想主义在柳青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以柳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创业史》为例,理想主义创作方法最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家国民族历史的史诗化表达
史,是历史,内涵一种现实精神,诗,是抒情,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达方式,史诗化即站在超越现实的高度对历史、当下、未来进行理想化的关照与建构,或者说史诗化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将历史和现实进行理想主义的表达。在作品的开头,柳青直言不讳自己的创作目的旨在揭示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尽管作品按其初衷并未写完,但他的目的是为了写史立传。作家以历史的亲历者自居,将农民所经历革命、建国、土改、互助组这一系列社会变革集中在创业这个点上,对已发生、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史诗化”处理,对未来国家的走向进行想象性的建构:在柳青看来蛤蟆滩上的三代人个人奋斗、创业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而梁生宝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集体创业尝试这既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又因其道路的正确性与光明性直指未来,蛤蟆滩的变迁史就是当时整个中国农村历史面貌的缩影,这一缩影中透视整个中国历史的磅礴与宏大,这并非说明柳青在粉饰现实,在柳青看来互助组仅仅是历史中的一个点,放大这个点,我们看到的是蛤蟆滩上形形色色的人与不同派系的中农、富农、贫农之间的纠葛与明争暗斗,然而面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这个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柳青就通过这个缩影完成了对整个当代历史的建构与叙述。
(二)塑造人物过程中自觉的卡里斯马化追求
在《创业史》的争鸣史上,梁生宝与梁三老汉永远处于风口浪尖,其实关于这两个人物形象哪个更为真实、谁才是主要人物的论争本质上讲是对现实主义不同理解造成的,回望历史,梁生宝与梁三老汉都有原型,其自身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然而在艺术描写时柳青不是没有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既然他能够将梁三老汉写得活灵活现,也就有能力把梁生宝塑造得更具魅力,可是柳青却将梁生宝的人物性格作了理想化的处理。在梁三老汉身上,具有普通人种种的人性弱点,但在梁生宝身上则通过理想和信念遮蔽了人性弱点,将他充分地卡里斯马气质化,用信仰和事业引领他成为英雄。“卡里斯马”(charisma)一词原为早期基督教用语,本义为神圣的天赋,指有神助的人物,后来德国当代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他认为卡里斯马是一切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个人领导的根源,表现在领袖与群体、政治与服膺之间维持的一种个人性和情感性关系。在作品中,梁生宝就是这样具有卡里斯马气质的人,他的个人魅力使得他成为绝对的主人公,无论是合作组的其他成员、梁三老汉、改霞、都包围在他的四周,为其魅力所感染、在精神上渐渐地被其感召,自觉地服膺。这种服膺不是强制不是支配,是不自觉地精神上的追随,而这种气质自然是作家将写作对象的一种理想化塑造方式,使得我们回望过去也不免产生情感认同,这才是梁生宝真正超越时空,永保魅力根本原因所在。
现实主义与柳青的文学创作
柳青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主,他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业史》在文坛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力。讨论柳青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要从关于现实主义的话题开始。现实主义是一个人人都熟悉的概念,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观念与人类文学的历史同龄。但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也是一个人言言殊的概念——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对于现实主义很难给出精准全面的定义。这一个方面展现出现实主义强大的包容能力和生命力,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现实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在文学历程中现实主义时而稳居主流,时而退守边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下现实主义展现了不一样的特色和倾向性。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文学独特的文本形式便是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宰制。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创作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文学创作路径的持续和深入。在特定的历史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出现的最大的指向性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生活”与“政治生活”这两个联系密切却又截然不同的概念。在现实主义文学要反映“什么样的生活”这一问题上,作家们都把创作的目光投注到了国家政治领域或公共社会领域,消隐了个体生活经验的丰富性和广阔性,使文学成为对特定意识形态的专属表达。正因于此,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被冠之以“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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