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文学的意义(笔谈)(13)
柳青文学英语译介的缺失与反思
柳青文学作为“十七年文学”的脊梁,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制高点,虽然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几经浮沉,但柳青为人为文的真诚与魅力却无法被遮蔽,其代表作《创业史》更是成为时代的经典。虽然柳青文学尤其是其代表作《创业史》,在国内几经热评,赞誉如潮同时也备受争议和瞩目,但柳青文学的英语译介和在国外的传播以及相应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缺乏。在中国知网进行主题搜索,关于柳青文学英语译介和在国外传播的资料和相关研究几乎为零,关于柳青文学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和局限于对柳青文学所蕴含的政治性与文学性的阐释、赞誉、责难或辩解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柳青文学研究的缺憾和盲区,足以令人反思。
整个20世纪,在文学研究和批评历经了从作家为中心转向以作品为中心,又从以作品为中心转向对读者的关注之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学文本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作者的抒发表现或文本本身的自足体系,同时也有赖于读者的阅读审美活动。正如H.R.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每一位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显然,从作者—作品—读者的相互关联彼此支撑中,文学作品方可真正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焕发出应有的光彩。然而,知音难觅,无涯的时光是历时性时间的阻隔,茫茫人海是共时性空间的屏障,当作者将自己的才华与情感凝结为作品,这作品的命运并不一定会得到它应有的荣光,或许会为时空漫漫而难觅知音最终为尘土所掩埋遮盖。要如何拂去尘埃,让那些文学的明珠熠熠生辉为人欣赏,从时间的维度而言需要文学史书写的慧眼甄别,而从空间的维度而言则需要传播译介的桥梁。如果借用姚斯的譬喻,那么柳青文学,以及许多和柳青文学际遇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一部交响乐,如果失却了译介和传播的桥梁,又会在多大的范围内可以被演奏和聆听呢?或许,甚至是必然的,因为译介的缺失,这部交响乐会失去在传播译介未能到达的地方潜在的知音和掌声。
当我们回望和审视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不单单是柳青文学,对于许多我国当代的作家作品而言,译介传播的桥梁是坍塌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以至于当我们谈及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时每每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一句诗:“养在深闺无人识”。很显然,在一个世纪以来,中西文学的交流是不平衡和对等的。就如同所有的二元对立概念中双方都有强与弱的区分一样,西方之于东方从文化上也更为强势。以中美文学交流为例,许多的美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各种版本的美国作家作品在中国得到各种媒体渠道的传播,与此同时,在美国却很少有人能对中国的作家作品有所了解,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似乎仅限于各高校东亚语言文学系的师生。这种不平衡的交流使得交流失去了应有之义而形成了一种“信息单行道”格局。在这种总体的不平衡中,又有一些局部的失衡,首先,从文学发展时期而言,古典文学译介与现当代文学译介失衡。中国古典文学如《论语》《诗经》《庄子》《楚辞》、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当代文学的译介数量则十分有限。第二,就文学体裁来看,诗歌的译介数量和影响相对大于小说。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中外交流日渐频繁,我国古典诗歌也曾在美国文学界一度形成“中国诗歌热”,为美国的新诗运动注入了源头活水,甚至成为美国“意象派诗歌”的重要渊源。如果仅就小说而言,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颇受重视,每部四大名著均有多个译本。而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相对于国内的创作状况,数量相对较小。而相对于新时期以来作家作品的译介,“十七年”时期小说的译介则非常薄弱。这一时期的小说译介和传播不仅作品数量极为有限,译本的翻译质量也有待提高,主要是采用官方模式,由中国本土译者翻译,如外文社于1954至1964 年翻译出版了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创业史》(沙博理译)以及其他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在译介薄弱的同时,除了如白之(Cyril Birch)、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等个别学者,西方学者并非严肃对待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他们常常只是将此作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学文献来阅读。于是,“十七年文学”成为中国文学译介传播的荒芜之地,几近空白,而柳青文学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也并不例外地成为英语译介缺失的例证。
文章来源:《国外文学》 网址: http://www.gwwxzz.cn/qikandaodu/2021/0205/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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