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文学的意义(笔谈)(12)
柳青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话语资源之间的关联,在学术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展开。事实上,柳青文学与中国传统的民族化形式之间有着广阔的契合。抗战期间,柳青发表《向旧小说学习》等文章,主张文艺应向旧小说学习技巧,表达了对于文学民族化形式问题的思考,认为“旧小说可供我们学习的,是技巧,当然不是内容,旧小说家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看法虽不合我们这个时代,但是他们的技巧却有许多是新小说家所万万赶不到的地方。”*柳青:《向旧小说学习》,载《中央日报》副刊《平明》1939年1月4日。《创业史》是将作家早期的民族化形式思考,与后来的关中生活体验相结合而结晶出来的艺术奇葩。在其中,柳青文学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实录”精神勾连融会,也使得柳青知识构成中的古典文学资源绽放出新时代的风采。柳青在分析文学冲突时,常引用《水浒传》中高俅与宋江没有面对面的矛盾冲突,来说明自己创作《创业史》人物的矛盾冲突对这种手法的借鉴。“最近几年,我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完。我又读了两遍《水浒传》,三遍《儒林外史》……但是我自信读者不能指责我从那一本书里割了一块贴到我自己书里。”*蒙万夫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9页。柳青对于古典文学形式技巧的汲取,是自觉的,也是有选择的,决不照搬。
《创业史》的“题叙”即是融会了中国传统“太史公曰”以及后世“楔子”、“入话”等形式而加以改造创新的特殊形式,长期以来备受批评家的青睐。“这是一个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精彩的‘题叙’。这之后,一些局部的叙述和描写,也依然存活。”*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313页。“题叙”类似于古典小说的“楔子”,后者在整篇小说叙事中具有特殊的结构功能。然而,“楔子”往往基于宿命论、循环论或神秘论历史观而对小说内容作出总结或预设,其基本情节常为正篇里叙述者认同的人生经验的预示或象征。《水浒传》的“楔子”将英雄出世归于“天命”和“天数”,在价值观和历史观上混乱无序。《创业史》“题叙”的内涵和功能与“楔子”有诸多不同。柳青在开篇伊始的“题叙”中,就以恢宏的气势开掘历史深度,“把《创业史》的内线伸向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处去,使《创业史》所描写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环节,同整个历史的链条结合起来。”*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史诗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第2期。其对于“楔子”的改造,主要在于引进了“进步论”的历史观。这种观念追求历史的光明前景,赋予历史以“崇高形象”。*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这种历史形象的塑造遵循着“如愿以偿”的法则,从而使《创业史》中的历史运动与主人公自下而上的自觉追求(而非自上而下的灌输)统一起来。*张进:《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期。当然,这种历史观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中正在形成的进步论历史观(这种史观已然融会了国外史诗性文学的历史观)密切联系着。
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话语资源在柳青文学中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毋庸赘言。然而,这需要结合柳青对于文学新范式的熔铸来说明,需要结合柳青文学的文学史价值问题来说明。“所谓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就是它在建立文学范式和代表文学时代方面的意义。”*吴进:《柳青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因此,“对于柳青和《创业史》的研究,就应该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规范的形成与柳青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萨支山:《当代文学中的柳青》,《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柳青文学的意义,即在于它同时既是当时文学新范式的探索者和创设者,也是新范式的实践者和转换者。在这个意义上,柳青文学面向“未来”而在“外来”和“本来”之间、在三个话语资源谱系之间自由穿梭、熔铸出新。
在柳青文学中,三个话语资源谱系构成一种“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它“不再固守于历史性及历史时间,不再固守于时间性结构如‘正题—反题—合题’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这是一种新的、悖论性的辩证法,它不再依附于时间性。”*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5页。这种辩证法,抛开了时间性上的“先”与“后”,而不断地“越界、到外边、超过”。面对指向未来的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柳青文学自觉地汲取各种话语资源并不断地“超过”任何单个的资源谱系的限制,从而在文学话语资源谱系的融通方面作出了弥足珍贵的探索,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借鉴和记取。
文章来源:《国外文学》 网址: http://www.gwwxzz.cn/qikandaodu/2021/0205/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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