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文学的意义(笔谈)(10)
柳青是1940年代整风运动后于陕北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 他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都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密不可分,可以说,终其一生都在真诚践行《讲话》精神。柳青的自我塑造完全与毛泽东《讲话》提出的知识分子改造相一致,他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历史意识和牺牲精神的作家。为了创作,为了贴近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他放弃了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举家来到陕西省长安县黄埔村,住在破庙改建的屋子里和农民一起过艰苦的劳动生活。《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用了六年时间,写了四遍,期间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而《创业史》出版后,柳青将全部的稿费毫无保留捐给了公社,他自己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他曾反复强调: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并提出“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他的这种为人与为文的真诚与统一,这种与底层大众精神上的融合成为柳青文学时代表达的独特底蕴,因为有了这样不计名利,不畏清贫,不浮躁不作秀,沉潜于基层生活的底子,柳青文学的时代表达远远超出了许多同时代的作品,超出了对政策的图解和口号化,从而有了更为宽广和深沉的精神力量,也因此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
对任何文学作品的阐释,都要立足于当下。作为经典之作的《创业史》在不同的时代必然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重返历史的时代现场是解读柳青文学时代表达的方法,那么立足当下寻求解读阐释的当下意义则是柳青文学的时代表达超越时代的价值所在。取得对柳青文学和《创业史》解读的当下性,不应该仅仅是从当下的视角去作一厢情愿的阐释,甚至是强制阐释,更重要的应该是以一种更为谦虚的态度返回作品的时代现场,聆听作品的时代表达,从柳青文学的时代表达中寻求当下文学所需要或者说所缺失的精神内涵,从而达到当下对于历史的传承与超越。
而要打破对柳青文学的强制阐释,寻求柳青文学时代表达的精神内涵就必须打破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的假想。在对《创业史》的阅读、重读和细读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无疑是那淳朴自然的语言和语言中蕴含的美,这美不仅有景物的美更有那些处于伟大时代的平凡的人所独具的心灵的美,这种美仿若金风吹动麦浪,有一种朴实的芬芳,仿若田埂边草叶上滚动的露珠,有一种晶莹的生动。然而在《创业史》研究中,恰恰对于成就了文本经典性的文学之美,长久的忽视,而对文本所蕴含的政治性不断的阐释、挖掘,而对于政治内涵的阐释又往往囿于一种对于政治和文学二元对立的假想。政治性和文学性,革命者和艺术家成为了彼此对立两极分化的概念,革命者、政治性所对应的是概念化和虚假化,而艺术家、文学性所对应的则是生动、真实,所以,《创业史》的政治性的存在成为其文学性缺失的依据。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初衷是要让文学脱离政治的统治,从文学的角度去重写文学史,然而这样的定位并未能消解政治性的存在,而是产生了另一种偏颇和遮蔽。文学与政治,并非跷跷板的两边,抑此即为扬彼,而更像是骨肉的关系,剥离骨肉是不现实的。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文学批评走过的路已经证明,是否具有政治性并不应该成为分别文学作品高下的标尺,或许,作家创作的真诚是更佳的评判标准。如果抛开政治柳青的视角,从文学柳青的角度去体察,就不难看到,有人以创作为闲暇时的消遣游戏,有人以文学抒发自我的喜怒哀愁,然而柳青却以文学创作为严肃的事业,以极端虔诚的态度从事创作。他的创作如同传说中的以身铸剑,铸剑师牺牲自我投身铸剑的烈火之中遂铸就传世宝剑,柳青也以自己的生命、理想和热情熔铸了《创业史》的精神,使得这种精神的感召充满穿透时空的力量。
《创业史》的叙述充满一种热情、积极、明朗的正能量,重返那个年代,我们不难想象在建国初期,虽然物质尚且贫乏但人们的内心充满了一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信,也充满了一种像梁生宝一样在新的天地中施展抱负创家立业的热情和愿望。在《创业史》中最为人称道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中有一个这样的细节,梁生宝在买稻种的途中为了省钱,为了将大家凑的钱花到刀刃上,多买一点稻种,他不舍得花钱住旅社,也不舍得花钱吃饭,只在饭馆要一碗面汤“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梁生宝的自信和坦然是发人深思的,这样的境界,若非胸中有大的抱负有坚定的信仰,谁又能轻易达到?柳青主张“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柳青和柳青笔下的理想人物梁生宝,具有一种精神上高度的契合和共鸣。他们都有一种锐气和骨气,他们生活在物质困乏的岁月里,但物质却不能羁绊他们的精神,在穷困中他们并无委顿抑郁或是怨天尤人,他们依然是顶天立地的硬汉。他们都拥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理想的力量,这种力量,如同阳光让人感到明亮而温暖也如同阳光可以让冰雪为之消融。然而,在之后的“反右”运动以及更为残酷的文革浩劫中,罹难的不仅是千万知识精英,失去的不仅是无数鲜活的生命,更深远的是摧毁了一代人的自信。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文学创作成为心灵疗伤的地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是文学的自我理疗,以抚慰难言的创伤。当随着时间的流逝,看似创伤渐渐平复,疼痛渐渐淡化,但事实上文学尚且未能重拾昔日的自信和勇气。文学作品中多的是那些如《一地鸡毛》中被生活的琐屑磨去理想光芒的小林,多的是方方笔下对凄凉命运妥协无奈的涂志强,而缺失的恰恰是英雄、是理想、是像梁生宝一样的硬汉。张爱玲曾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然而,当文学只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不再注重飞扬的一面时,同样会有遗憾和缺失。因为正是有了飞扬的一面,安稳的人生才不会在平凡中陷入平庸,而是有了一种向上追求和超拔的的精神。或许柳青文学的时代表达中这种飞扬的精神正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所缺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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