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锺彦集外文三篇(9)
三、《性灵草》序
诗,何为而作?前人高论不胜备举。诗何者为上?我以为以写真识见真性情为最。这应是我和汝伦同志比较一致的看法。所谓真识见真性情,强调一个真字,真、善、美以真居首。善也、美也,如失其真,就全不足采。汝伦同志的《性灵草》是他从少年始到现在这几十年中表达其真识见真性情之结晶物。莹光透剔,可见其人,可洞其心。半生坎坷,而能保其纯真,不为媚俗,不失风骨,诚属难能可贵。所以每读其诗,就常常为之不寐,为之击节。
汝伦同志是东北师大第一届毕业的高材生。在校时即以诗人见称。但因他当时发表的是新诗,而其时古典诗词尚无市场,我虽在那里执教,却不曾与之结上诗缘。直到一九八二年在西安唐诗讨论会上,我们才开始谈心,倾盖如故,才读了他的诗。后来,我写信给他的同学孟宪纲说“汝伦诗才出众,青壮年中凤毛麟角”。其后,每与汝伦通信,以及读其寄诗及著作,常喜其见解独到,语皆本色而锋芒逼人,善善恶恶,不失童心。观其所作,爱国恤民,苦吟豪唱,忧患蹭蹬,病床不废。他有句云“牢骚险韵关家国”,此处所说“险韵”义属双关。当今时代,如此精神,实为罕见。去年冬,在长沙中国韵文学会上,又与他朝夕谈宴,倾心吐腑,说到激扬处,有情不能自已者。于此益信汝伦同志为吾白山黑水之乡葆,真性情之诗人,诗坛上独树之一帜。
我之所以强调诗贵真识见、真性情,是感于诗要上关国政,大达民情,要反映一时代生活之真实,人民群众之典型化声音。我曾有句云“诗能寿世无今古,文不关时岂典型”。但此类诗毕竟有人闻之不快,以至恼火。是故有的诗人惟恐“逢彼之怒”,便乐得写其游戏诗,倡和诗,捧场诗,颂美诗,赢得平安是福。诗无真性情、真识见,就断无真是非,真善恶,真美媸。诗文之高下存亡,皆在于此。
古人论诗,讲究美刺,应美者美之,该刺者刺之。汝伦对新人、新事之美,不落寻常窠臼。对革命家之美,不在其当权执政之际,而尤能在其坎坷失意之时。其对丑恶事物之刺,则刺得准、刺得狠,不讲什么“温柔敦厚”。汝伦诗中也有骂笔,是嬉笑怒骂之骂。其实《诗经》中之《硕鼠》《巷伯》则早已开骂,而夫子不删。少陵“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东坡“我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皆可称为骂笔。刘子翚 《汴京纪事》,对蔡京、王黼之流,不是咏以“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吗?骂也一样反映诗人之真识见真性情。
我尝为 《梁园吟》,有句云:“诗情应许热如汤,文胆当求大如斗。能言人所不曾言,须教我手写我口。为诗要为贤者歌,扇动真风振九有。为文要使强梁惧,仿佛黄钺在君手。善不能扬恶不诛,人妖何以分好丑?诗文要具首创心,激励群英并骥走。诗文不切生民病,几何不将覆酱甑。”此并非“气粗言语大”,我手中并无“黄钺”,然相信党在改革时期的正确的文艺政策,可以放心放手。而诗中所云,完全可证《性灵草》之特点。“贼躯敢避堂堂死,留取舌刀诛鬼兵”,也正见汝伦文胆诗胆。
《性灵草》中许多篇章,在命意、抒情、遣词、用韵上,都反映出汝伦的羞与人同。《读史歌》可说是时代之新乐府,用韵十分自由,在嬉笑畅快之语言格调中,提出了千古以来的大问题,读来令人沉重,又有强烈之振聋发聩力量。其歌咏山川诗作,固见其对祖国江山之热爱,然并不单纯描画景物,多藉山川以寄托心灵。他的真识见真性情确“得江山之助”。《车窗令·还乡途中所见》,以流畅活泼之散曲调子,概括了一个历史阶段农村生活的断面。“软骨同销一例坑,咸阳谷挤鬼魂争”,发人浩叹。《武侯祠杂咏》:“独为武侯悲失策,未招皮匠百千来。”武侯后继无人之题旨,自杜甫“指挥若定失萧曹”之后,咏者何止百千,似乎很难翻出新意。然汝伦别辟蹊径,笔锋陡转,立即拈出流传的俗语 “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来,夸张地讽刺了轻视知识分子之错误观念,是讽俗,也是讽世。同时也说明,此为当代人之诗,而非古代人之诗。其诗不特多有前人不曾道,亦多有今人所不能道者。
《性灵草》中有些诗,看似平实,实则幽深,而别有寄寓。有的则沉郁、奇崛,毫纵而笔意流动自然。“淼淼鄱阳百顷姿,含来喷作瀑声奇”,可谓用拔山移海之笔力,将鄱阳湖之沧波和著名之庐山瀑布联在一起。
以上所引诸诗,不过标其一例,类此者极多,读者自可于玩味中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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