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锺彦集外文三篇(7)
所以我们若追求词学起源的时间问题,要找词体最初的雏形所在。杜佑《通典》和段安节《乐府杂录》都载有隋炀帝游江都时做的《安公子》,而《艺苑卮言》又说他的《望江南》最古,实在这都当不起最初的。《南史》载“陈后主每引宾客对张贵妃等游宴,使诸贵人及女学士共赋新诗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为曲调,其曲有 《玉树后庭花》。”(《通典》谓大唐武太后时,犹有此调。)今万红友的《词律》,犹载此调。再由历代的认句看来,更可以证明他是侧艳之词——“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钟动晓楼空”;“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玉树歌阑海云黑,花庭忽作青芜国”;“后庭余唱落船窗”;“后庭新声叹(一作笑)樵牧”;“不知即入宫前井,犹自听吹玉树花”等等诗句,都可以证明陈后主时,已有词了。这还算不了词的原始呢。
《梁书·文帝诗序》:“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欧阳炯《花间集序》说:“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这南朝宫体就是指梁而言。《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梁天监十一年,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笙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 ”而《乐府诗集》又收梁昭明太子《江南弄》三曲:一曰《江南曲》,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沈约又有《江南弄》四曲:一曰《赵瑟曲》,二曰《秦筝曲》,三曰《阳春曲》,四曰《朝云曲》。这些曲调的句法,长短叠宕,并皆相同。不是词的雏形是什么呢?不过当时沈约阐明四声,为时无几,故每句平侧,未能一致诺和罢了。《词苑丛谈》载有“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影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立踟蹰。’此绝妙好词,已在《清平调》、《菩萨蛮》之先矣。”这一段话真是“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了。王弇州《艺苑卮言》说:“盖六朝诸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我认为这是最根本最合理的话。所以词的起源,我断自梁朝,梁朝以前,一时也找不到更可信的材料了。(至于《菩萨蛮》是否太白的作品,那另是问题,详见拙著《菩萨蛮考证》,载《河北省立女师学院期刊》二卷一期。故不俱论。)
按:《词学起源的时间考》原载1935年1月1日出版之《北强月刊》二卷一期,署名“华连圃”。此篇文章与《华锺彦文集》第三册《词学丛谭》第一章《词之起源》材料多有重合之处,但此篇文章论述更加详细和具体。
二、《工业人材对于国文之需要》
向来中国的工科学生,只是在声光化电的圈套里,过着齿轮式的生活。他们不肯把脑海中训练好的褶纹,从死板的方程式里解放出来,去注意到其他的科目,尤其是老生常谈的国文,好久不被人们重视。在原则上这是没什么可以否认的,若仔细去体念、考察,压根儿错误了。
因为任何事的成功,必有多数的基石、复杂的因子,绝没有孤独成立的。比方说:您走了十步远的距离,您的脚踏在地表面上,仅仅占了十个脚印的面积,假使您认为这十个脚印以外的地方,都没有用,好!把那没用的地方,完全撤下去,撤到十几丈深。同时,深洞洞的泉水,在下边翻滚,试问这十步的短距离,您还敢走过去吗?工业也是这样,若单在工业本身上作工夫,的确是不妥当的;必须顾及到周围环境及其他关系方面,才能收到伟大的成功。
国文,是工业人材一日不可少的东西,他是开发内心灵性的武器;他是介绍高深理论的良媒;他是推进科学进展的蒸汽机;他是广播世界文化的无线电;他又像药材中的甘草(甘草为百药之和),最能调剂机械生活的干燥,给与人们相当的安慰。国文,的的确确不是装饰品,不是玩意儿,不是像老生常谈那般的无用哟!
国文,诚然是技巧的、情感的、变化非常的,但在起初学习的当儿,谁也不能否认那固定的方法——读与看——读,不在多而在熟;看,不在熟而在多。文言文之熟读,与语体文之多看同样重要,无可讳言这是费时而又费力的。一个心灵冷静而理智的工业学生,往往用治科学的方法去治文学,否认了“读与看”的程式,以致凿枘不入。自然是他不能把自己的心得和思想表达于外,好像整个的关闭在高温度的暖室里,这是几多苦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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