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锺彦集外文三篇(2)
2.我更想文艺这种东西,绝不是层层相因的就像说“三百篇变为骚赋,骚赋变为乐府,乐府变为近体诗。”(见《艺苑卮言》)中间关系就像连环一样,那是靠不住的。譬如在十九世纪末叶,欧洲自然主义文艺没落以后,同时发动的有新浪漫主义和新写实主义文艺。兹不是有独无偶的。所以继之而起的,又有所谓未来主义、实感主义、表现主义、写象主义等等,同时活跃在文坛上。我们中国的词和近体诗,也是一样,同是随着乐府的没落而发生的。
3.世界上无论那一种“新发现”,一定先有实在的东西,然后“约定俗成”,才有它的名字。词,也不能逃此公例。这就是说,词的名没有单独成立以前,已经有词的本质了。中唐以前,诗和词没有什么分别, 如 《舞马词》、《踏歌词》、《凉州词》等,词就是诗,《六忆诗》就是词。(见《词苑丛谈》)因为它们都是可歌入乐的,所以没有人去分析它。后来社会流行的作品,五七言渐多,长短句较少,教坊所采的长短句,既不很多,而整齐的五七言,若不加散声,(方成培《香研居词麈》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按此散声,朱熹名为泛声。《全唐诗》十二函又名为和声。)又不能谱入管弦,所以教坊乐工不得不自撰新词,宋沈义父《乐府指迷》:“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凉。《花心动》一词,人目之为‘一年景’。又一词之中,颠倒重复,……乃大病也。”因此之故,文士乃为作词。自从乐府没落,到文士有意做词,中间时期,就是从隋至天宝的时期。这个时间,怎能说是没有词呢?所以《羯鼓录》载有玄宗的《好时光》;《松窗录》载有《清平乐》;《碧鸡漫志》引《唐·乐志》载有《荔枝香》;《开元天宝遗事》载有《凌波神》;《乐府杂录》载有《得宝子》;又天后的《离别难》;太宗时的《黄骢叠》;《曲洧旧闻》载有炀帝的《忆睡时》;《迷楼记》载有隋侯夫人的《一点春》等词,指不胜屈,大都和后来的词牌相同,纵然《教坊记》所载三百二十四调,有后人加入的,能断定中唐以前没有词吗?
所以我们若追求词学起源的时间问题,要找词体最初的雏形所在。杜佑《通典》和段安节《乐府杂录》都载有隋炀帝游江都时做的《安公子》,而《艺苑卮言》又说他的《望江南》最古,实在这都当不起最初的。《南史》载“陈后主每引宾客对张贵妃等游宴,使诸贵人及女学士共赋新诗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为曲调,其曲有 《玉树后庭花》。”(《通典》谓大唐武太后时,犹有此调。)今万红友的《词律》,犹载此调。再由历代的认句看来,更可以证明他是侧艳之词——“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钟动晓楼空”;“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玉树歌阑海云黑,花庭忽作青芜国”;“后庭余唱落船窗”;“后庭新声叹(一作笑)樵牧”;“不知即入宫前井,犹自听吹玉树花”等等诗句,都可以证明陈后主时,已有词了。这还算不了词的原始呢。
《梁书·文帝诗序》:“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欧阳炯《花间集序》说:“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这南朝宫体就是指梁而言。《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梁天监十一年,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笙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 ”而《乐府诗集》又收梁昭明太子《江南弄》三曲:一曰《江南曲》,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沈约又有《江南弄》四曲:一曰《赵瑟曲》,二曰《秦筝曲》,三曰《阳春曲》,四曰《朝云曲》。这些曲调的句法,长短叠宕,并皆相同。不是词的雏形是什么呢?不过当时沈约阐明四声,为时无几,故每句平侧,未能一致诺和罢了。《词苑丛谈》载有“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影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立踟蹰。’此绝妙好词,已在《清平调》、《菩萨蛮》之先矣。”这一段话真是“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了。王弇州《艺苑卮言》说:“盖六朝诸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我认为这是最根本最合理的话。所以词的起源,我断自梁朝,梁朝以前,一时也找不到更可信的材料了。(至于《菩萨蛮》是否太白的作品,那另是问题,详见拙著《菩萨蛮考证》,载《河北省立女师学院期刊》二卷一期。故不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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