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背景：宋代广泛开展桥梁营建活动

书写桥梁记的必要前提，是要有修建桥梁的活动。宋前桥梁记仅4篇，宋代则骤增到80余篇，不得不说宋代桥梁营缮的兴盛局面，是促使宋代桥梁记繁荣的直接动因。宋代造桥何以兴盛？除了建筑工艺提高之外，还跟国家倡导密不可分。

宋代官制变化频繁，而无论怎样变化，都设置了主管桥梁营缮的部门，用以筹划、主持、督查桥梁建设。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期间，度支司发运案掌管都城汴京河道的桥梁修建，户部司修造案督查诸州桥梁营缮；元丰改制中，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都职掌桥梁建设，因桥梁与交通、农业、水利等领域均息息相关，故涉及的中央管理部门也比较驳杂。地方官员对桥梁的管理更加复杂，转运使、知府、知州多兼堤堰桥道劝农使主持桥梁修造，如欧阳修、沈括等均曾任职。知县、耆长等更是直接参与地方桥梁修建。桥梁建设还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奖惩考课，《宋史·河渠志》记载：“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桥成……四月具图来，上降诏褒美。”⑥脱脱：《宋史·河渠志》（第7 册）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36页。向拱因修桥有功，便得到了皇帝褒奖。

在层层倡导督查之下，修建桥梁不仅是民之所需，而且是政之所显，很多官员士人将修桥济人作为重要政务。如魏了翁曰：“盖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戒，则厉深济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觇陈议郑，固不越是。虽近世亦有以驿传桥道观人者，殆不可以末务忽之也。”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0 册），第441页。自古以来桥路修造便是考察官员吏能政绩的重要参照，不能忽视。韩元吉云：“古者，矼石彴木而为之桥，病其涉之利也，后世比舟而梁焉，盖所以济不通也。盟津之险，长淮之阻，国朝为制，庀在有司，凡州县之滨於巨川者，得用为法，然或为或否。君子常以是为观政，非甚力之不足，则亦志之有怠云尔。”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6 册），第202页。意在说明桥梁于交通之重要，能不能克服困难营造桥梁，可反映出官员品性与吏能。

国家倡导、士人重视，外加宋代建筑技术发达，如科技史研究者言：“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宋元时期达到最高峰”③[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89、290页。，“宋代在桥梁建造技术中利用力学的成就是非常卓著的。宋代在材料的选择上表现出惊人的成就”④邵庆国主编：《宋代科技成就》，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座座桥梁在江河、山谷、海湾凌波而起，正如刘辰翁《习溪桥记》所描绘：“吴之垂虹，闽之水西，泉之洛阳，不论扬州金陵，钱塘姑苏，又略杓小者，亦不可为数”⑤刘辰翁：《刘辰翁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如此一来，桥梁记书写便有了最直接的需求，那些桥梁科学技术、士人志向追求才有了进入桥梁记被书写的可能。

结语

综上，桥梁记到了宋代不仅出现创作数量上的繁荣，而且在书写上与以抒情言志为主的赋、策、论、表、书等文体明显不同，具有科技说明和文学表达的双重特点，这就使得桥梁记文体既具有科技文章的客观精准性，又具有文学作品的情思感染力，二者融合后，形成了桥梁记的独特文风。且如今宋代桥梁遗迹所剩无几，宋代桥梁记中保留的建筑科学信息，对古代建筑与文化研究，尤为宝贵。宋代桥梁记科技与文学双重书写的现象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文体自身的发展变化，使得宋代桥梁记要求其具有“记录事实”与“教化世道”的功用，这是桥梁记进行双重书写的基本前提；文士博学的知识体系、务实的做事理念，使作者进行双重书写成为可能；文化大背景上，国家重视修造桥梁、科技发展达到顶峰，使得桥梁营缮活动广泛开展，这是桥梁记创作的直接动因。宋代桥梁记是一座文化富矿，除了建筑学、文学价值外，其地理学、史学价值也很大，有待学人继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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