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桥梁记继承了桥梁记文体自身的“记录”基因，使得文章可以客观记录建桥信息，这些客观信息中，便包括桥梁材料、规模、尺寸、技艺等科学信息，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列举的桥梁记文本中大量科技信息，皆得益于桥梁记文体的记录功能，桥梁记的科学书写便有赖于此。宋代桥梁记变革后文体又新增“教化”功能，如叶适《赠薛子长》讲：“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⑤叶适：《叶适集》，第607页。，当然这并非是宋人特意强化桥梁记文体的教化作用，而是在崇尚议论的时代风气的熏陶下，文风的整体变化。关于宋文爱发议论的特点，诸多学者已有论述，郭预衡道：“文人学者中间，好发议论，也就蔚为风气”⑥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3页。，张寿康言：“宋代杂记则多议论、抒情乃至有考据、说明的成分”⑦张寿康：《文章学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7页。，这也是文体自身发展变革规律的体现。桥梁记若要具有“教化”功能，仅仅客观记录建桥事件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主观议论和说理，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列文献，桥梁记中常有态度鲜明的赞颂批判，或是平缓严谨的道理分析，相比宋前桥梁记，主观色彩尤其鲜明，而鲜明的主观色彩则凸显了宋代桥梁记的文学性。总之，正是桥梁记文体到了宋代兼有“记录”“教化”的两种功能需求，成为科技书写与文学书写融合一体的前提。

（二）文士特征：宋代士人具有博学、务实品格

宋代桥梁记的创作主体是宋代士大夫，桥梁记创作者与建桥者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作记者与建桥者是同一人，如万规建造万桥后作了《万桥记》，有能力造桥者多是官员或乡贤，而无论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员，还是修养品格为人敬重的乡贤，都是有着良好文化素质的知识阶层；二是作记者与造桥者并非一人，如曾巩《归老桥》，乃柳侯修桥后向文豪曾巩请求而作，宋代桥梁记大部分都是应请之作，考虑到传播效应，所请皆是雄文硕学之士。

作为桥梁记创作主体的宋代士人，多兼官员、文人、学者于一身，与唐代及之前的士人相比，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合理，且能知行并重，求真务实。曾巩读书涉猎广泛，“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①曾巩：《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85页。，其中的历法、星官、乐工、山农、地记便属于科学技术领域。周必大所学 “源深流洪、九流七略，靡不究通”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2 册），第319页。，朱熹则“对自然科学问题非常关心，因为他建立哲学体系需要科学”③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州学、军学、县学、书院等教育机构所教科目也很全面，包括经、史、理、工诸类。如北宋初年胡瑗执教湖州州学时创立了“分斋教学法”，“设经义、治事两斋，以敦实学。经义斋学习儒家经典理论，治事斋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算等实学”④童一秋主编：《语文大辞海·语文教育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7页。。治事斋教授的是具有实用性的水利、算数等专业技能，中国教育史上从此诞生了集传统经义与科学技术于一体的教育机构。此后，分斋教学作为“苏湖教法”，推广于太学及各地学校。如此一来，科学技术教育的地位上升，并极大普及，宋代士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更具理学素养和技术能力，且务求实践。他们担任地方官员时大多重视修桥、建堤等水利工程，如苏轼不但精通文学书画，还在徐州任职时修筑了抗洪堤坝，在杭州任职时疏浚西湖；曾巩在齐州（今济南）任职时修建了北水门，明州（今浙江宁波）任职时疏浚广德湖；唐仲友任职临海（今浙江台州）时亲自改良了浮桥的结构，兴建中津桥。正如学者所言：“在中国古代，那些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科学家首先是一般的人文学者或是朝廷官员。”⑤乐爱国：《国学与科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在桥梁建造等工程完成后，他们或是记载自己的造桥经历，或应请记录他人建造过程，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作记，在桥梁记书写中，宋代士人所具有的博学务实之精神，使得他们既能以文士的笔法去书写情志，又能以工程师的思维书写桥梁建设的数据和原理，这是实现宋代桥梁记文学与科学双重书写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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