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抒发感悟哲思

宋代理学大盛，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真德秀等理学家辈出，即使以文称盛的苏轼、王安石等人，理学造诣亦颇精深。在士林浓郁的理学风气影响下，作者时常在桥梁记阐述经义哲思，使得宋代桥梁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学色彩。

真德秀是程朱理学传人，于宝庆丁亥年（1227）作《上饶县善济桥记》，当时其为史弥远所不容而退归故里。文章记载了里间富人叶泽出资建桥的事件，真氏赞赏叶泽仁善的同时，兼论“富”与“仁”的关系：“昔阳虎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盖仁之与富，不相为谋，有富者之力，而无仁者之心，不暇以济物；有仁者之心，而无富者之力，不能以济物。”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37页。先引《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⑤王立民译评：《孟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60页。，引出富裕与仁善关系的话题，并作进一步阐释，一般来讲，“富”与“仁”是矛盾的，拥有财富的人，多缺乏仁心，一心追求利益，没有心思去帮助别人。而心地仁善的人，多没有财富，想要助人，却没有能力。真德秀的理学根植于儒学，他对“富”与“仁”矛盾关系的认识，与儒家“重义轻财”观念，乃至由此进一步引出的中国封建时代“重士轻商”“重农轻商”的价值观，一脉相承。

再如周必大《邹公桥记》中总结封建社会中兴利济人的三种方式与各自局限：“力可兴利济人者有三：郡邑以势，道释以心，富家以资。然势者或病于扰而其成也苟，心者必借于众而其成也缓，资高者又丰入而吝出，瘠彼而肥己，能推惠者几何人哉?”⑥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1 册），第221页。他认为官府借助行政权威兴利济人，但常常为各种制度掣肘，成事勉强；佛道两家借助影响人心而促其做事，但需借助众人之力，成事缓慢；富人可凭其钱财兴利济人，但多不舍其私家财产，成事者少。周必大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官至丞相，能高屋建瓴、顾览全局地总结社会问题，对待纷繁事物能击中肯綮、抓住要理，清晰而准确地阐释出来。桥梁记中的哲理阐发还有江公望《睦州政平桥记》感慨：“政之在事者有条，事之在物者有理，简而不疏、文而不害”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1 册），第340页。，黄裳《坦履桥记》：“县令知其所以为政，邑人知其所以为善，二者相遇于邂逅，则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3 册），第326页。凡此种种，皆为常见。

除哲理阐发之外，宋代桥梁记中也偶有兴怀抒情。如叶适《利涉桥记》中回忆往昔同乡邻娱嬉山川的悠游场景：“叔和与邑人日曳杖娱嬉于北山，潮生汐落，随江降升，悠然如泳汉浴沂，以咏歌令君之遗憾。”①叶适：《叶适集》，第171页。这一段与《论语》曾点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②金良年译注：《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所描述的场景极为相似，抒发了出叶适投身自然的怡然洒脱之情。但总体看来，宋代桥梁记的主观表达中，仍以议论时政义理为主，此类抒发超然之情的极少。

桥梁记中既包含造桥原理数据的科技信息呈现，又包含作者情志的文学色彩表达，这种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其他文体鲜见。传统文章如诗、赋重于情感渲染，策、论重于观点阐发，即便是桥梁记之近亲亭楼记也多是景象描绘和哲思抒发，文学韵味浓厚。而一些宋代科技文献，如《营造法式》《木经》《宋史·河渠记》等多是客观说明，几乎没有主观色彩。宋代桥梁记是鲜有兼备文学与科技双重表达的文体，它将文学的善感绮丽与科技直简冷静相杂糅，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范。那么，为何这种双重书写是桥梁记而不是其他文体能够实现？为何是宋代而不是宋前能够实现？以下试作探讨。

三、文体、文士、文化的作用：双重书写的实现条件

关于宋代桥梁记何以能实现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应从文体、文士、文化三个层面分析。

（一）文体功用：宋代桥梁记具有“记录”“教化”功能

桥梁记是记体文的一种，记体文诞生之初的功用为——“所以备不忘”，文中一一记录建造桥梁的缘由、地点、经费、修建者等信息，便是以备将来查阅建桥始末的，并常将文章勒石刻碑，置于桥旁，用来彰显主事者的品格功业。因此桥梁记除了“记事件”外，还有“颂功绩”的意味，宋前的4篇桥梁记，于子健《武德郡建沁水桥记》（后魏），崔祐甫《汾河义桥记》（唐）、乔潭《中渭桥记》（唐），刘丹《西郭桥记》（唐）皆是如此，从文体功用角度看，“记”实与“碑”“铭”文体互有交叉。至宋代，士人“破体为记”，使得桥梁记也打破了原有“记事件”“颂功绩”的边界，大大增加了主观情志表达的成分，且多以议论的形式呈现，具有教化意义。宋人张玠《会湘桥记》说明作记目的：“既以此相勉，又将以观于异日”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70 册），第368页。，“勉”便是勉励众人之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宋代记文“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1页。，宋人在桥梁记中不仅颂扬建造者，还鲜明表达了对时政、历史、风俗的褒贬态度，希望使文章发挥引领社会风尚的教化作用；甚而明经辨理，使教义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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