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书写者过得太好,文学可能就不太好了(2)
这是文学书写的基本事实,文学史的ABC,书写者的社会位置往下调降,最终彻底离开宫廷取得(或被迫成为)独立身份散落于一般社会之中,书写的范畴却也因此亦步亦趋地不断扩大,及于一般人,及于边缘人,及于那一个又一个被忽视、被遗弃、被欺负被侮辱的人;书写者生活于哪里,那一个世界才打开来、进入到我们眼中。
从另一面看,冷血一点,这样的玩笑话因此也是对的——书写者过得太好,文学可能就不太好了;书写者有办法,文学书写就没办法了。
《尽头》,作者:唐诺,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2.“我要写得更好,这先于我想生活得更好”
我自己相信,真正的关键、接近于唯一的需求,正在于书写的专注、心不旁骛,这的确是个需要极高纯度专注、且长时间持续专注的困难幽微工作,以至于人很难同时真正追逐另外一个目标(当然,应付一般生活可以不是问题,书写者可别拿这个做张做致起来),像马克斯·韦伯劝诫我们的那样,你得认准这个生命中唯一的魔神,并专心侍奉祂一个。因此,书写者有限度的境遇好坏宁可只是命运问题,基本上取决于他活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乃至于个别地来说,被抛掷在哪一家庭,他所剩余为数已不多的心力智力(倒还不见得是时间),通常不足以改变此一命运的基本设定,也不用于改变它(真觉得好生活名流生活重要,就换个工作换个神吧)。所以,这不是背反决裂,而是人合理的、沉静的一种自我价值排序,是人可以做的选择:我要写得更好,这先于我想生活得更好。
我们说过这个,人可见未来的经济麻烦仍发生在生存线之上而非之下,在这样一个后文学后书写的年代,声誉无能且不断变质,书写领域的下滑速度也一定快过、大过平均值。我建议,以书写为志业的人可以自己稍微想一下整理一下,从心志到实际生活到和世界的关系设定,认真、严谨、朝向远方的书写仍是做得到的─真正到了完全不行的那一天,我们再一起来谈(或大声厉声疾呼)书写的公共意义和公共价值,谈书写对世界、对社会、对每个人的未来何等重要不可或缺,谈书写理当索取的报偿该得到社会多少物质支援财富支援等等。在这之前,我们仍然沉静、专心地、好好地写吧。
亚洲,尤其东亚这几个倾向于单一价值选择(比方相对于西欧)、较典型经济人式的社会,缺少蛛丝网般复杂多样价值信念的缠绕黏着拦阻,其相对下滑程度最为剧烈,这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台湾地区如此,日本也如此,这应该想成是全球较极端的特例呢?还是应该想成整个世界的领先指标?于此,中国大陆的现况是个例外,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书写者极可能就是全世界物质待遇最好的,记忆里,台湾地区半世纪以来从未曾有过如此光景,日本有过,差不多到三岛由纪夫为止,那是书写者的华美年代,稍微像回事的作家都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重读》,作者:唐诺,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3. 中国大陆书写正快速地往通俗倾斜
二○一三年冬天,我因《尽头》一书的出版去了趟北京,有一场和大陆的八○后年轻作家的谈话。我不认为中国大陆的如此书写好景会久留,我更相信这十三亿五的大书籍市场正走向M型化,快速地往通俗倾斜,这是结构性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我由此担心这批年轻书写者恰好处于一种较困难、较尴尬的转换时刻,他们容易残留着过度美好的记忆和期待如失乐园,让自己只不断感觉失意、沮丧、难以轻快地进入到一步步沉重起来的现实(得想办法让自己从身体到心智都轻快起来才行,如卡尔维诺以穿着飞鞋的珀尔修斯为例,这正是他的第一个叮咛)。我活过比他们长的时间,留意过一个个社会参差迂回但终归趋同的此一现实进展,以为有必要提醒他们一些事─我选了一个听起来不会舒服的题目,大致是“中国大陆当前书写的三个奢侈”:书写题材的奢侈,书写者声誉的奢侈(包括国内和国外),还有当然是书写物质报酬的奢侈。奢侈,意思是多于、高于“正常”,也就是不容易久留、可一直这样的东西,奢侈的最无可逃遁的危险正是成为一个习惯;这本来是好运,乃至于礼物,但一不小心就会转成陷阱、转为诅咒。
大概因此遭天谴了吧,当天下午谈话才结束,我就因胃出血送医,花了两整天考察了北京的医疗现状,并很不礼貌地取消了南下广州深圳的原行程,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广州深圳真长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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