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龙学”全面兴起。“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铃木虎雄教授在京都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对《文心雕龙》唐写本进行校勘，纠正各种讹误500余处，先后出版了《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和《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之后日本出现了一批龙学研究的著述。斯波六郎在1952年发表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一文，对范文澜注《文心雕龙》纠谬与补遗多达400余处，极具学术参考价值。1968年筑摩书局出版第一个现代日语《文心雕龙》全译本，由日本汉学家兴膳宏以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为底本进行翻译。之后门胁广文、安东谅等人，把“龙学”拓宽到宗教、美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门胁广文撰文从文章内容、表达形式论证了《文心雕龙》对日本《古今和歌集》所产生的影响。笔者今年4月查阅日本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CiNii），发现与《文心雕龙》相关的研究文章多达115篇。

《文心雕龙》最早古本为1899年在敦煌遗书残卷中发现的唐写本，今存于大英博物馆。被引述参考较多的版本有：元代刊于嘉兴郡学的十卷本、明代梅庆生的音注本、清代黄叔琳的《辑注》、四库全书收录本以及纪昀评本。近代之后，先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集历代注释之大成，后有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王运熙的《文心雕龙探索》、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等，是这一时期“龙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文心雕龙》在亚洲的传播与影响说明，亚洲汉字文化圈以中华文化为中心，中华文化经典构成了文化圈共同的思想、文化源头。在对这些文化经典的传承、阐释与研究中，不断强化经典共通性、一致性的思想原则和理论框架，同时也衍生出了各自的文化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认为，刘勰提出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文学批评观念：文道序列、情志序列、辞采序列。他开篇提出的“以自然为文之道”，给文学树立了一个根本性规定。显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宇宙观、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文学理论体系，强调人与自然、万物为一体，强调文学作品是人与自然万物彼此共鸣的关系呈现，即“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与西方认识论中所表述的主客分离有着本质区别。《文心雕龙》中这些用西方文化语境难以解释的文学理论概念，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

《文心雕龙》在亚洲

《文心雕龙》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属于跨文化传播。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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