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读《散宜生诗》，以为思想解放、性情纯真、趣味横生，为“五四”以来之不可多见，汝伦诗颇多似之。老练虽略不及，创新、泼辣，题材广泛则有余。“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汝伦的笔已经“纵横”了，相信他也是会“老更成”的。

按：此篇《〈性灵草〉序》写于1985年6月，原载李汝伦 《性灵草》（花城出版社1986年 5月版），《华锺彦文集》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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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青年学者国家玮所著《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选择以《呐喊》《彷徨 》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及作为小说修辞的反讽、抒情／反抒情为坐标结构本书，让小说研究回到“文化文本何以能完成可展示的意识形态”（詹姆孙）这一“有力的”问题上来。作者认为鲁迅小说向来被人忽视的是那种将抒情场景置于反抒情的庸常卑琐之中的写法：《狂人日记》开篇的“小序”；《社戏》开头叙事者对看京戏噩梦般的追忆；《故乡》中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的巨大变化等等，都将色调强烈的抒情置于文明架构底层的仪规传统内凸显出启蒙的局限。鲁迅的小说创作既表征了知识人对传统文化构筑的士大夫理想与由启蒙理性精神构筑的进步观的双重质疑与拒绝，同时也借助对严肃命题的揶揄瓦解了知识人身上秉有的道德洁癖与浪漫情怀。毋宁说，鲁迅以小说创作超越了留学时代形成的对文明／社会的浪漫化理解。《阿Q正传》中主人公表现出的麻木与愚昧与其说是提倡“摩罗诗力”以改良中国的依据，不如说是鲁迅对以文艺腔救国这种浪漫情怀的反讽。如果说《破恶声论》提供了以一种相互主体性解决世界／亚洲问题的方法，那么在鲁迅的小说中，这种寄希望于以人与人／国与国能够换位思考为前提的浪漫主义思想构图被《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祝福》中的祥林嫂与“我”、《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与酒店的那些主顾们彼此间超离淡漠之外的不可通约的经验之隔阂彻底粉碎。作者坚持将鲁迅及其创作视为“问题”而不仅是“方法”，这恐怕也是当下青年学者一种相对普遍的研究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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