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的互动及比较研究(2)
其三,相异地域商贾与文学的比较。这种比较有其特殊性,如论述山西地域商风民俗时有四组反比:一是将晋商与吴越商贾作反比,晋风多俭,吴越俗奢靡,比较中也突出了晋商之“多俭”;二是将晋商与徽商作反比,如谢肇淛《五杂俎》中说“新安奢而山右俭也”,比较中突出了晋商之“俭”与徽商之“奢”;三是将“晋风多俭”与闽商“贱啬而贵侈”进行反比;四是将徽商与吴地商贾作反比,如安徽桐城作家戴名世在奢或俭上,将徽商与吴地商人相比较:徽商纤啬,这与“吴俗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就是徽商在与吴地商贾的反比中为“纤啬(俭)”,而与晋商的反比中则为“奢靡”,评价截然相反。显然,在以上四组反比中充分显出晋商之“多俭”,有反反得正、相反相成的效果。苏州、徽州虽然同属江南,但两个地域的商贾之风迥异。这以明代中后期王世贞的视野为例。在王世贞的视野中苏州商贾的特色,一是既以“钻天”术经商致富,又讳富藏富;二是纵情享受,暢舒心志;三是喜读稗史,趣在俚俗。而与苏州商贾形成对比的是徽商,在王世贞的视野中徽商的特色,一是不讳商贾,致富有方;二是攀附显要,官商结合;三是转修诗书,儒商并行。
其四,地域的本土特色与流动视野。山西素有“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的地域文化特色。明清晋商发扬这种传统,敢走西口,塞外经商谋利;首创票号,全国回兑。山东地域文化也称之为齐鲁文化,也可视为山东本土文化。邹鲁为孔孟之乡,具有深厚的儒学根基。齐地濒临渤海、黄海,有沧海桑田、神奇变幻的地域氛围。崇尚儒学的鲁文化影响到明清有关商贾文学,其中多有义利兼顾的儒商;神奇变幻的齐文化影响到明清时期有关商贾的文学,尤其是影响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出现不少狐仙鬼怪变化而成的商贾,给明清山东商贾与文学平添了神奇浪漫的地域特色。有的文人不仅具有地域的本土文化,也有流动视野。又如自称“我今为秦声”李梦阳,在他的诗文中还关注晋商、徽商、荆商等,甚至将视线投向从范蠡所处的春秋末年到明代弘治、正德近两千多年历史上的商贾。又如明代江西戏曲家兼诗文作家汤显祖,清代山西人、晚清一代名臣徐继畲,广东香山人、晚清民初的经商实业家郑观应等睁眼看世界,关注外商和对外贸易,在诗文与戏曲中展现海外经商的新世界,令人大开眼界,大开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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